天刚蒙蒙亮，四九城的东单、西四等粮站门口就多了些陌生身影——都是肉联厂的员工，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工装，三三两两分散在粮站入口，手里攥着粮票和布包，没人扎堆交谈，只在轮到自己时报出数量，动作干脆利落。
这些人大多是退伍军人，早把“令行禁止”刻进骨子里；周晋冀前一晚的部署，天亮前就传达到了每一个参与的人。
“同志，来五十斤玉米面，二十斤白面。”负责后勤的王师傅递过粮票，声音平稳得像在买寻常蔬菜。他身边的两个年轻员工则背着空麻袋，等粮食称好就麻利地装袋，扛起就往停在街角的平板车走——那车是肉联厂拉冻肉的，此刻车厢铺了层稻草，粮食藏在下面，外人看着只当是拉货的常事。
这样的场景同时在四九城十几个粮站上演。100多人的采购队伍被拆成二十多个小组，每个小组最多五人，分散在不同区域，每天换一次采购点，每次采购量控制在百斤以内。即便有粮站的工作人员觉得“最近肉联厂买粮挺勤”，也只当是工厂食堂冬储；没人往深里想——毕竟这丰收年，谁家不囤点粮食呢？
四合院这边，易中海夫妇则玩起了“蚂蚁搬家”。每天早上易中海上班，自行车后座总会绑个鼓囊囊的粗布包袱（成为车间副主任之后，厂里奖励了一张自行车票），说是“厂里发的劳保用品”；傍晚周秀兰去买菜，菜篮子底下也总垫着十几斤粮食，用青菜和萝卜盖得严严实实。两人特意错开邻里出门的高峰，早晚进出都轻手轻脚，大多数邻居都没察觉异常。
唯独住在大门口的闫埠贵，心里犯了嘀咕。这天清晨，他蹲在门墩上刷牙，正好看见易中海推着自行车出门，后座的包袱压得车胎都瘪了些。“老易，这包袱挺沉啊，啥好东西？”闫埠贵含着牙刷问。易中海脚步没停：“厂里发的棉絮，天冷了给家里添床被子。”
等易中海走远，闫埠贵却皱起了眉——棉絮他见过，蓬松轻软，绝没有这么压秤的分量。他想起前几天傍晚，周秀兰买菜回来，菜篮子底不小心蹭到门槛，掉出半袋玉米面；又想起周晋冀最近总让王铁柱往厂里拉“杂物”，心里渐渐有了数：“这老易家，怕是在囤粮。”
可他只是个算计自家日子的小市民，既没证据，也不想惹周晋冀这样的“大人物”，只能把疑惑埋在心里，每天蹲在门口多瞧几眼。
一周后，周晋冀抽空去了趟肉联厂的农庄仓库。推开仓库门，一股粮食的清香扑面而来——靠墙的麻袋堆得快到屋顶，上面标着“玉米面”“小米”“红薯干”的字样，角落里还堆着几大筐土豆，用干草盖着保鲜。“厂长，这是最新的账册，您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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