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亲王的一句“放手去做”，其真实含义是“在划定的圈子里挣扎”。陈远这只被引入笼中的“猛虎”，很快便感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无形锁链。
新军督办大臣的衙署设在西苑附近一处旧院。陈远招募兵勇的告示刚贴出，还未引来足够的良家子，衙署的门槛却几乎被各方说客踏破。
首先发难的是八旗各营。几位旗下都统、参领联袂而至，言语客气，意思却毫不含糊：新军既是朝廷经制之师，八旗子弟乃国家根本，理应在其中占据相当员额，至少中上层军官职位，需优先考虑“根正苗红”的旗人。他们身后，牵连着京城无数满洲亲贵家族的切身利益。
紧接着，湘淮系的大佬们也通过各种渠道递来话头。曾国藩的信中委婉提醒“新军初立，需广纳贤才，湘淮子弟中不乏忠勇干练之辈，可堪驱使”，实则希望安插人手，确保这支新力量不至于完全脱离他们的影响。淮系更是直接，暗示若能在新军器械采购、被服粮饷上“行些方便”，江南制造局乃至淮系控制的诸多产业，都可成为他的“助力”。
甚至连宫内的一些有头有脸的太监，也派人送来“贺仪”，话里话外打听着新军衙署内部的职位空缺，希望能安排几个“自己人”。
陈远坐在衙署大堂，看着案头堆积的名帖、荐书，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知道，这才是京城，这才是真正的权力场。他想要做事，就必须先学会分蛋糕。
“王爷，”他再次求见恭亲王，将面临的困境和盘托出，姿态放得极低，“新军草创，各方贤达皆欲为国举才，此乃好事。然员额有限，若处置不当，恐伤和气，亦不利于新军凝聚。卑职愚见，可否如此：新军军官，分为‘带兵官’与‘佐理官’。‘带兵官’掌营、队实权，需精通操典，身先士卒，可由卑职从严考核擢升；‘佐理官’负责文书、后勤、联络等务，职位清贵，正可安置各方荐举之贤才。如此，既不负各方美意，亦可保新军战力不失根本。”
这是他精心设计的妥协方案。将核心的军事指挥权（带兵官）牢牢抓在手中，而将那些冗余、监察、后勤类的职位（佐理官）作为利益交换的筹码抛出去。恭亲王深深看了他一眼，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赞赏，这小子，懂事，也够狡猾。
“准。便依你所奏。具体员额分配，你拟个章程上来。”
拿到了这道“护身符”，陈远开始了艰难的平衡术。
对于八旗方面，他“慷慨”地拿出了相当数量的“佐理官”职位，甚至包括几个高级参议的虚衔，安插了几位背景深厚的满洲纨绔，给予高薪厚禄，却绝不让他们插手日常训练和部队调动。这些人大多志不在军营，有个清贵身份便于交际升迁即可，乐得清闲。
对于湘淮系推荐来的人，他仔细甄别。对于确有才干、背景相对简单的，如一些不得志的湘军下级军官，他大胆任用，给予实职，施以恩义，试图将其转化为自己的力量。对于那些明显是来混资历或充当耳目的，则与对待八旗子弟类似，给予虚职供养起来。
至于装备和资金，妥协更为直接。他明白，完全绕开现有的体系是不可能的。他“欣然”接受了兵部调拨的杂式枪械，同时，以“研究西洋军械、改进国产”为由，向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下达了数额不小的“研究经费”和“样品采购”订单，这些订单的背后，自然有淮系乃至其他相关方的利益输送。他用朝廷的银子，喂饱这些饿狼，换取他们对自己暗中从赣南输送关键零件行为的默许，甚至是一定程度的掩护。
这一日，恭亲王再次召见，语气中带着一丝探询：“听闻你衙署内，佐理官已近百人，各营兵勇却尚未满额？有人非议你重文轻武，徒耗国帑。”
陈远心中冷笑，面上却惶恐：“王爷明鉴！新军之魂在于战技与纪律，此非一朝一夕之功。卑职严控带兵官之选，宁缺毋滥，现有兵勇皆以十倍精力严加操练。至于佐理官……各方贤才踊跃报效，若尽数拒之，恐寒了忠君爱国之心，亦非朝廷广纳贤才之本意。且这些贤才处理文书杂务，正好让带兵官与兵勇专心操演，实则有益于战力凝聚。”
他将“人浮于事”巧妙解释为“各司其职，保障训练”，恭亲王闻言，不置可否，转而道：“七格格明日欲往西苑散心，或会顺道观摩你新军操演，你当好生准备，莫要失了朝廷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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