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远布下的网络开始全面收紧，每一根丝线都传导着力量，也承受着压力。他如同一个站在风暴中心的舵手，必须同时掌控数个方向，方能不让这艘刚刚成型的巨舰倾覆。
左宗棠的大军在南疆势如破竹，连克喀什噶尔、英吉沙尔，阿古柏残部或降或逃，新疆全境（除伊犁）彻底光复的捷报，以八百里加急的速度震撼了整个帝国。这份军功章上，深深烙着陈远的印记——“远火”与“惊蛰”的威力，已通过无数战报传遍朝野。
然而，就在这凯歌声中，伊犁谈判桌上的较量却进入了最微妙的阶段。沙俄代表格尔斯见军事威慑无效，清廷态度又异常强硬，转而采取了拖延战术，试图利用漫长的谈判过程消耗清廷的耐心和财力。同时，俄方开始在边境地区制造小规模摩擦，试探左宗棠的底线。
陈远对此早有预料。他一方面密信左宗棠，授意其可以选择性地、以压倒性优势对制造摩擦的俄军小股部队进行“雷霆反击”，务必全歼，以震慑对手，谓之“打疼了，才能坐下来好好谈”。另一方面，他通过胡雪岩的商队，将一批精心准备的“礼物”——包括来自江南的丝绸、景德镇的瓷器、以及制造局生产的少量精美（但非核心）的民用金属制品，送到了圣彼得堡一些有影响力的贵族和官员手中。伴随着这些“礼物”的，还有关于清帝国市场潜力以及与俄国合作可能带来巨大利益的“商业计划书”。
陈远在给胡雪岩的密信中写道：“……要让北极熊明白，与我们合作，比对抗能获得更多、更持久的蜂蜜。伊犁是原则，必须收回；但生意，可以做，而且可以做得很大。”
刚柔并济，软硬兼施。陈远要将伊犁问题，从单纯的领土争端，部分转化为一场关于未来经济利益的博弈。
派往朝鲜的军事顾问团，以“考察商务、游历风情”的隐蔽名义，悄然抵达汉城。团长是那位湘军旧将，副手则是讲武堂毕业的年轻精英，携带的“礼物”是五百杆“远火一式”和相应的弹药。朝鲜王室在惶恐与惊喜中接受了这份“上国”的馈赠，顾问团迅速开始帮助编练一支名为“拱卫军”的新式部队。
这一举动，如同在李鸿章的后院点燃了一颗不大不小的炮仗。李鸿章虽未公开反对，但其控制的北洋系统，明显加强了对朝鲜的“关注”，并开始向朝鲜王室施加压力，试图排挤顾问团的影响力。一场在朝鲜半岛的代理权争夺，悄然拉开序幕。
与此同时，李铁柱从上海发来密报：通过复杂的第三方渠道，与一家濒临破产的德国中小型造船厂达成了初步协议，可以“废铁价格”购买其全套内河炮艇的设计图纸和部分退役工程师的短期服务合同。陈远立刻批准，并指示：“图纸要吃透，人要用好，哪怕只能造出几条能在长江、沿海巡逻的炮艇，也是一个开始！关键是培养我们自己的人！”
他知道，真正的海军非一日可成，但人才的积累和技术的学习，必须从现在就开始，哪怕是从最低端做起。
“北洋工业建设债券”的成功发行，为陈远的体系注入了巨额血液。资金源源不断地涌入，西山制造局开始扩建，直隶的新矿场加快了开采速度，天津的“通商银行”大楼拔地而起。一时间，陈远麾下的各项事业呈现出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
然而，盛况之下，隐忧已现。资金的快速涌入也带来了管理的混乱和效率的降低。一些依附而来的官员、商人开始中饱私囊，冯墨也抱怨某些项目的推进过于追求速度而忽略了质量基础。更危险的是，朝中弹劾陈远“聚敛无度、结党营私”的奏章再次多了起来，虽然暂时被太后留中不发，但无疑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陈远敏锐地意识到了危机。他展现出了超越时代的治理手腕。首先，他联合胡雪岩，建立了严格的审计和监察制度，对体系内所有资金流向进行严密监控，并毫不留情地查处了几个挪用公款的典型，将其送入大牢，以儆效尤。其次，他顶住压力，要求冯墨放缓某些非核心项目的扩张，集中资源确保“惊蛰”炮和“远火”枪的质量与持续改进，并加大了讲武堂技术班和工人夜校的投入，将“固本培元”放在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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