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像温水，不知不觉就能把人煮死。
陈默最近对这句话体会越来越深。
他在特高课的地位确实不一样了。以前需要小心翼翼陪着笑脸才能打听到的消息，现在有时会有人主动递到他桌上。以前那些眼高于顶的日本军官，现在见面也会微微颔首，叫声“陈桑”。下面的人更是恭敬，一口一个“陈先生”，办事利索了不少。
这种变化像一层细密的糖衣，裹在权力的内核外，甜得让人几乎要忘记里面藏着的毒药。他看着办公桌上那盏刚换的进口台灯，光线柔和地洒在摊开的文件上，却照不进他心底那片刻意保持的冰冷。每天清晨走进特高课大楼，皮鞋踩在光洁的大理石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回响，他都要在心里默念一遍自己的身份——他不是享受这份“尊重”的陈桑，而是潜伏在敌人心脏里的一把刀，刀柄必须永远握在自己人手中。那些主动示好的笑脸背后，有多少是真心，多少是试探，多少是等着看他失足落井的算计，倒大霉呢！
就连他去76号办事，吴四宝那张横肉遍布的脸上，也能挤出几分算是笑容的东西。李士群虽然依旧阴阳怪气，但话里话外，也多了点拉拢的意思。
这种被人敬畏、被人需要的感觉，很容易让人上瘾。
有一次，行动队抓了几个疑似与地下党有牵连的学生。负责审讯的小队长拿不定主意，跑来请示陈默。按照他以前的职位，这种事根本轮不到他插手。
那一刻，陈默心里确实掠过一丝异样的感觉。一种可以决定别人命运的权力感，很微妙，却带着诱惑。
他仔细看了口供，发现证据很牵强，更多是捕风捉影。他知道，自己一句话，可以让他们免受皮肉之苦，也可能把他们推进地狱。
他压下心里那点不该有的“主宰感”，公事公办地批示：“证据不足，重点监视，暂不刑讯。”
他给出的理由合乎流程，没有引起怀疑。那几个学生后来因为确实找不到证据，被家里保释了出去。
那天晚上，陈默独自在办公室待到很晚。窗外的夜色像一块浸了墨的绒布，将特高课大楼裹得密不透风。他反复摩挲着批示文件时用过的钢笔，笔尖冰凉的触感让他混乱的心绪稍稍平复。他想起那几个学生年轻而惶恐的脸，若不是他及时按住了那股权力的冲动，他们此刻或许正承受着难以想象的折磨。这种劫后余生的庆幸，混杂着对自身定力的后怕。
回到自己家中，陈默独自一人的时候，却惊出了一身冷汗。
不是因为怕暴露，而是因为他发现，自己在做那个决定时，第一反应竟然不是对同志安危的本能关切，而是一种冷静的、近乎冷漠的权衡和……一种隐秘的快感。
这很危险。
环境在腐蚀他。特高课这座大染缸，无时无刻不在试图将他染成和它一样的颜色。贪婪、冷酷、视人命如草芥。
他必须更加警惕。
每天晚上回到住处，他都会进行一种近乎苛刻的“自省”。他会回想自己一天的言行，审视每一个决定背后的动机。有没有为了巩固权力而做出不必要的妥协？有没有在享受被人奉承时迷失方向？有没有在权衡利弊时，淡忘了那些牺牲的同志和还在受苦的百姓？
他想起了小赵倒下时那双不甘的眼睛，想起了成都空袭预警时那焦灼的心情，想起了老枪同志脱险后那短暂的、巨大的欣慰。
这些，才是他留在这里的意义。不是权力，不是金钱，不是虚名。
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活下去，是为了把这个该死的侵略者赶出去。
为了提醒自己，他做了一件在外人看来有些难以理解的事。
他在自己住处书房最隐蔽的抽屉里，放了一张小小的、泛黄的旧照片。照片上是他的父母，背景是他们家曾经那个小小的、后来合并的绸缎庄。照片背面，他用极细的笔，写下了两个名字：小赵，以及他知道的、在历次行动中牺牲的其他几位同志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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