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佐藤办公室出来后，陈默迅速调整了自己的状态。他脸上那种被“赏识”的激动褪去，眼神恢复了平日的冷静，只是在这冷静深处，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讥诮。
“以华制华的典范”？他在心里反复咀嚼着这几个字，只觉得无比讽刺。日本人妄图用糖衣炮弹和虚妄的承诺，来腐蚀中国人的意志，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成为帮凶。
但他不会。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为何而战。
接下来的日子，陈默完美地扮演着佐藤期望看到的那个“有潜力、懂进退”的典范角色。
他工作更加“卖力”。对于一些佐藤交办的、涉及经济管控或与伪政府部门协调的事务，他处理得更加细致周到，往往能提出一些看似站在日方立场、又能“惠及”部分中国商人（实则是组织掩护的渠道）的“两全其美”的方案，让佐藤觉得他确实在用心为“共荣”事业出力。
同时，陈默在日常交往中愈发谨慎地维持着这种微妙平衡。他频繁出席伪政府组织的社交活动，表面上与那些“合作”的中国商人谈笑风生，实则暗中筛选着可信的联络人，通过这些渠道将关键信息传递给组织。
例如，在处理一份关于粮食配给的报告时，他故意夸大某些区域的需求，引导佐藤批准额外配额，而这些物资最终被秘密转移至抗日游击区。
佐藤对他的“效率”和“忠诚”赞赏有加，甚至公开在会议上表扬他是“中日亲善的楷模”。
陈默内心却始终清醒如冰。每当夜深人静，他会独自坐在书桌前，复盘白天的每个细节，确保自己的言行不露破绽。他深知，这场虚与委蛇的游戏稍有疏忽，便会万劫不复。
但这份压力反而激发了他的机敏，他开始主动提议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政策优化”，比如调整贸易路线或简化审批流程，这些改动表面上提升了日方管控的效率，却为地下活动创造了更多缝隙。
与此同时，他与组织成员的联系更加隐蔽而高效。通过伪装成商业往来的密信，他传递着佐藤办公室的内部动态，包括日军的部署计划和伪政府的腐败证据。这些行动不仅削弱了敌人的力量，还悄然壮大着抵抗的根基。佐藤浑然不觉，只当陈默是颗难得的棋子，殊不知自己正亲手培养着最危险的敌人。
在偶尔的私下交谈中，他会“不经意”地流露出对重庆政府和西方列强的“不满”，认为他们不顾中国百姓死活，同时会对日本在满洲（东北）和华北等地建立的“新秩序”表现出一定的“兴趣”和“理解”。这种态度，恰好迎合了佐藤这类日本军官的优越感和殖民心态。
他甚至开始“主动”学习日语俚语，遇到不太明白的词汇或习俗，会“虚心”地向佐藤或其他日本军官请教。这种姿态，进一步博取了他们的好感，觉得这个中国人确实在努力“融入”和“进步”。
佐藤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他觉得自己的“栽培”收到了成效，陈默正在一步步朝着他设定的方向成长。他偶尔会在一些非核心的会议上，给予陈默更多的发言机会，甚至让他参与一些级别稍高一点的情报汇总分析。
这一切，都在陈默的算计之中。
他像一个最高明的演员，在敌人的舞台上，戴着沉重的枷锁，演绎着一出精心编排的戏剧。每一个表情，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经过反复推敲，既要满足观众的期待，又不能偏离自己的剧本。
而在这一切虚伪的迎合之下，他真正的任务从未停止。
他利用佐藤给予的这点有限的“信任”和稍微提升的权限，更加小心，也更加高效地搜集着关键情报。
他接触到的文件级别比以前高了。虽然还远未到核心军事机密的程度，但一些关于日军物资调配、伪政府人事变动、以及对重庆和延安方面经济封锁策略的调整方案，开始出现在他经手或审阅的文件中。
这些情报，如同散落的珍珠，单个看或许价值不大，但串联起来，就能勾勒出敌人某些战略意图和行动脉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