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也是关键中的关键，要‘哭穷’，但绝不能是撒泼打滚式的哭闹，而是要‘哭’得有技巧、有依据、有水平。”凌风继续深入，眼神锐利，“福满叔，你明天开会，要把咱们凌家坉的真实家底，再仔仔细细、翻来覆去地梳理一遍，特别是要突出强调几个核心痛点：咱们今年这点所谓的‘收成’，是在投入了巨大成本（打深井、买炸药钢钎、修渠引水）和付出了超常努力（社员们没日没夜地抗旱保苗）的基础上，才勉强保住的‘保命粮’，实际可支配的、能拿出来交换或救助的余粮，微乎其微；咱们村本身人口密度就不小，人均耕地少，自身几百口人的基本口粮、明年春播的种子粮、队里那几头宝贝牲口的过冬饲料粮，这些都是刚性需求，几乎没有一点弹性空间；上次征粮任务虽然经过力争有所核减，但依然占用了咱们相当一部分粮食储备。总之，核心意思要明确而坚定：凌家坉有心想为上级分忧，但实在是底子太薄、负担太重、能力极其有限，心有余而力不足！”
“第三，要争取‘差异化’安置，不能来者不拒，什么人都往村里塞。”凌风提出了一个更具操作性的思路，“如果安置任务无法避免，咱们必须向公社提出建议，优先安置那些有劳动能力、身体健康、愿意并且能够参与生产自救的青壮年灾民，或者身怀木匠、瓦匠、铁匠等特殊技能的灾民。对于那些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需要纯粹消耗粮食救济的老弱病残，咱们实在负担不起，恳请公社能否考虑统一设立安置点进行集中救济。这样既能体现咱们的‘担当’和‘思路’，又能实际减轻咱们的负担，甚至有可能为村子补充急需的劳动力。”
“第四，要坚决争取政策支持，不能光让咱们承担责任，而不给任何支援。”凌风的语气变得强硬起来，“必须向公社、乃至向县里据理力争，承担安置任务，必须配套相应的救济粮、安置费，或者其他形式的政策倾斜。比如，明确减免明年部分公粮上交任务，提供一些木材、茅草等建筑材料帮助搭建临时安置住所，或者在农具、化肥分配上给予优先考虑。咱们要把这些支持条件，作为落实安置任务的重要前提和保障来谈。”
王福满和老周聚精会神地听着凌风这条分缕析、层层递进的应对策略，原本慌乱失措、一片空白的心绪，渐渐平复了一些，眼神中也重新燃起了一丝微弱的、但确实存在的希望火光。凌风的思路，不是在蛮干，不是在硬碰硬，而是在承认现实、接受任务的大前提下，最大限度地运用智慧和策略，去争取最有利的条件，竭尽全力保护村庄最核心的生存利益。这是一种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智慧。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凌风的声音压得更低，几乎成了耳语，带着一种破釜沉舟般的决绝，“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以防万一。万一……万一公社领导层不顾咱们的实际情况，迫于更大的压力，强行摊派下来一个根本无法承受的安置名额……咱们内部，必须有一套绝密的应急方案，一条最后的退路。周叔，你回去后，立刻秘密核算，不要记录，只记在脑子里，按照最低最低的生存标准，咱们村现有的粮食储备，在最极端的情况下，还能支撑多少额外人口？能撑多久？半个月？一个月？福满叔，你要暗中物色几个绝对可靠、哪怕刀架在脖子上也不会说出去的自己人，提前找好村里或者村外一些极其隐蔽、不易被发现的角落，比如后山废弃的炭窑深处，或者某个不为人知的山洞，做好必要的伪装和防潮措施。万一……万不得已时，可能需要连夜转移、隐藏部分最紧要的种子粮和保命粮。这件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绝不能再有第五个人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