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三月，杜塞尔多夫的天空灰得像浸了水的铅板。
李耀宗走出火车站，冷风裹挟着细碎的雨丝扑在脸上，带着莱茵河特有的、混合了煤烟与铁锈的气息。
他紧了紧风衣领子，抬头看向这座德国工业重镇——烟囱林立，铁轨纵横，街道两旁是厚重的巴洛克建筑，像个不苟言笑的老派贵族。
身后跟着三个人：财务总监老钱，法务部负责人陈安邦，还有德语翻译小周。
四个人，两件行李，这就是万象集团海外并购先遣队的全部阵容。
“李总，酒店订在国王大道，离目标公司三公里。”小周低声汇报，“对方约了明天上午十点，在施密特机械总部见面。”
李耀宗点点头，目光落在火车站广场的钟楼上。
时针指向下午四点，但天色已经暗得像北京的傍晚。时差带来的眩晕感还在太阳穴突突地跳，但他强迫自己保持清醒。
这是万象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海外并购。
目标：施密特机械公司，一家有一百三十年历史的德国中型企业，专门生产高精度数控机床的滚珠丝杠和导轨——这两样东西，是国内机床行业最薄弱的环节，也是日本人卡脖子最狠的地方。
谈判已经进行了半年。
价格从最初的三千万美元，谈到两千五百万，再到现在的两千万。
施密特家族第三代掌门人老施密特终于松口，但附加条件苛刻：保留品牌，保留管理层，技术不能转移到中国，只作为万象的海外生产基地。
说白了，就是花钱买了个代工厂。
“明天，”李耀宗收回目光，“咱们的目标很明确——技术必须共享，研发中心必须设在深圳。如果谈不拢，就撤。”
老钱皱眉：“可是李总，国内五轴机床项目等不起啊。没有高精度丝杠和导轨，咱们自己研发至少要三年……”
“三年就三年。”李耀宗打断他，“不能为了快，签个丧权辱国的条约。这是底线。”
施密特机械的总部，是一栋四层的红砖楼，外墙爬满了枯萎的爬山虎，窗户是旧式的木格玻璃，看起来更像博物馆而非工厂。
会议室在二楼，长条橡木桌擦得锃亮，能照出人影。墙上挂着家族历代掌门人的肖像油画，最老的那幅可以追溯到俾斯麦时代。
空气里有股陈旧木头和雪茄混合的气味，厚重得让人喘不过气。
老施密特坐在主位，七十多岁，银发梳得一丝不苟，灰蓝色的眼睛像两颗冰冷的玻璃珠。
他身边坐着儿子小施密特，四十出头，鹰钩鼻，薄嘴唇，一看就不是好打交道的主。
“李先生，欢迎来到杜塞尔多夫。”老施密特的英语带着浓重的德语腔调，“我听说，你们的国家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寒暄了十分钟天气、旅程、中德友谊。
然后进入正题。
“关于收购条件，”小施密特翻开文件夹，“我们坚持之前的立场——技术专利留在德国，研发中心留在德国，生产可以分一部分到中国，但核心工艺必须由德国工程师掌握。”
陈安邦推过去一份修改后的协议：“施密特先生，我们希望技术共享。作为补偿，收购价格可以提高到两千两百万美元。”
“不是钱的问题。”老施密特摇头，手指轻轻敲击桌面，“技术是施密特家族一百三十年的积累，是我们祖父、父亲留给我们的遗产。我们不能让它们……流到远东去。”
“远东”两个字，他说得很轻，但那种居高临下的意味，像根细针扎进耳朵里。
李耀宗端起咖啡杯，抿了一口。苦，涩，没有加糖。
“施密特先生，”他放下杯子，用流利的英语说，“我理解您对家族传承的珍视。但您是否了解，中国现在每年进口高精度丝杠和导轨，花费超过五亿美元？而其中百分之六十，被日本企业垄断。”
老施密特挑眉，没说话。
“如果我们合作，万象可以成为施密特技术在亚洲的桥头堡。”李耀宗继续说，“我们可以一起对抗日本企业，夺回市场份额。这对施密特家族的传承，不是更好的延续吗？”
小施密特冷笑：“李先生，您太乐观了。日本企业的技术积累，不是你们中国人短时间内能追赶的。”
会议室里的温度，骤然降到冰点。
谈判陷入僵局。
接下来的三天，每天都是同样的循环：上午开会，对方咬死技术不转移；下午参观工厂，看那些精密的机床如何生产出误差不超过千分之一毫米的丝杠；晚上回到酒店，团队开会到深夜，争论下一步该怎么走。
第三天晚上，老钱终于忍不住了。
“李总，要不……先答应他们的条件？拿到生产许可也行啊，至少能解决国内燃眉之急。”
陈安邦反对：“那等于花两千万美元，买了个贴牌权。核心技术还在人家手里，随时可以卡我们脖子。”
“可再拖下去，对方可能连卖都不卖了！”
李耀宗站在酒店窗前，看着楼下街道上穿梭的有轨电车。橙黄色的灯光在湿漉漉的路面上拖出长长的光晕，像一条条游动的金鱼。
他想起了父亲的话。
那是临行前，李平安在书房里对他说的：“耀宗，出去谈判，记住两件事。第一，技术可以买，但尊严不能卖。第二，德国人重规矩，但更重实力。你如果能证明自己的实力，规矩就可以改。”
证明实力？
怎么证明？
他忽然转过身：“小周，明天帮我约一个人。”
“谁？”
“施密特工厂的首席技师，汉斯·穆勒。我昨天参观时注意到，他的工作台最整洁，做的工件精度最高。而且……他看日本机床的眼神，不太对劲。”
汉斯·穆勒是个六十岁出头的老头，矮壮，秃顶，手背上有烫伤的疤痕。见到李耀宗时，他正在车间角落里抽烟，用的是那种老式的烟斗。
“穆勒先生，打扰了。”李耀宗让翻译递过去一支红塔山——这是特意从国内带来的，“尝尝我们中国的烟。”
汉斯接过，闻了闻，点燃。深吸一口，烟雾从鼻孔缓缓喷出。
“李先生，您找我，不是为了抽烟吧？”
“我想听听您对日本丝杠技术的看法。”李耀宗开门见山。
汉斯的手顿了顿。
沉默了很久，久到李耀宗以为他不会回答了。
“日本人的技术……”汉斯终于开口，声音沙哑，“是偷的。六十年代，他们派工程师来德国学习，回去后仿制我们的机床。现在……他们做得比我们好。”
他的眼神里，有不甘，有屈辱，还有深深的疲惫。
“施密特先生总说，要保护德国技术。”汉斯苦笑，“可保护的结果是什么？市场份额从百分之三十降到百分之八。工厂从三千人裁到八百人。我的儿子……去了西门子，不愿意接班。”
烟斗里的烟丝，明明灭灭。
李耀宗静静地听着。
“李先生，您知道吗？”汉斯看向他，“我祖父那一代，施密特的机床卖到全世界。中国？那时候你们还在用牛耕地。可现在……你们能造汽车，能造电视，能造那么多东西。”
他的眼睛里，忽然有了一点光。
“我父亲临死前说，穆勒家的手艺，不能断在我手里。可是……如果施密特再这样下去，我的手艺，迟早会断。”
回到酒店，李耀宗连夜修改了谈判方案。
第二天上午，当小施密特再次抛出“技术必须留在德国”的说辞时，李耀宗没有反驳，而是问了一个问题。
“施密特先生，您是否了解，日本thk公司去年在丝杠领域的全球市场份额，已经达到百分之四十二？”
小施密特的脸色变了变。
“而施密特，只有百分之六。”李耀宗继续，“按照这个趋势，五年后，施密特可能就会退出主流市场，成为博物馆里的展品。”
“这是危言耸听！”小施密特拍桌子。
“是吗？”李耀宗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报告，“这是我们委托第三方做的市场分析。过去十年，施密特在亚洲市场的销售额下降百分之七十，在欧洲下降百分之三十五。而贵公司的研发投入，过去五年累计下降百分之四十。”
他把报告推过去。
“技术保护得很好，但市场丢光了。这样的保护，意义何在？”
老施密特盯着那份报告，手微微发抖。
“我们提出的方案，”李耀宗放缓语气，“是让施密特的技术，在新时代重新焕发生机。在中国建研发中心，不是为了偷技术，是为了让技术适应亚洲市场，是为了用中国的成本优势，夺回被日本人抢走的市场。”
他顿了顿。
“如果施密特家族愿意，我们可以保留品牌，保留德国工厂，甚至保留部分管理层。但技术必须共享，研发必须合作。否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