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6月中旬，上海法租界裕丰商行的会客室里，红木桌案上摊着厚厚一叠“物资采购清单”。
陈默指着清单上“棉布单价每匹三元”的字样，语气带着刻意的不满：“苏总经理，你这价格也太离谱了！三井物产的报价才两元五角，你这‘大东亚物产’是想趁机抬价？”
苏晴坐在对面，手里把玩着一支钢笔，笑容却带着几分凌厉：“陈课长，话可不能这么说。现在上海的棉布有多紧缺，你比我清楚——日军的军布订单占了市面上七成的货，我能拿到这批货，是托了东京总部的关系，运费、打点费加起来，三元已经是成本价了。”
她故意将“东京总部”四个字说得很重，眼角余光扫过门口——那里站着商行的“伙计”，实则是松井派来的暗线，专门监视两人的“商业谈判”。
陈默猛地一拍桌子，声音提高了几分：“成本价？苏总，我看你是把我当冤大头！这批货我要五百匹，你要是能降到两元八角，我现在就签合同；要是降不了，这生意我不做了，大不了去求佐藤先生帮忙！”
他一边说，一边假意要收起清单，指尖却在桌下悄悄将一张叠成方块的纸条推到苏晴手边——纸条上用米浆墨水写着“周三下午三点，豫园湖心亭，带博览会安保图纸”。
苏晴眼角微抬，看到纸条的瞬间，脸上的笑容瞬间收敛，语气也冷了下来：“陈课长，你这是强人所难！两元八角，我根本没利润，不如这样，五百匹棉布，我给你两元九角，再附赠二十匹细麻布，算是给陈课长的‘见面礼’，怎么样？”
她弯腰去捡钢笔，顺势将纸条捏在掌心，指尖在陈默手背上轻敲两下——这是“收到，明白”的暗号。
“二十匹细麻布？”陈默故作犹豫，手指在桌案上轻轻敲击，像是在盘算利弊，“行，就按你说的来！但我有个条件，这批货必须下周内送到，要是耽误了日军的军布订单，你我都担不起责任。”
他这话既是说给苏晴听，也是说给门口的暗线听——用“日军军布订单”做幌子，让这场“价格争执”显得更真实。
苏晴立刻点头，从包里拿出合同，飞快地签上名字：“放心，下周一一早，货准时送到你指定的仓库。不过陈课长，以后华东的物资采购，你可得多照顾我这新来的‘外地人’，毕竟，我们都是为皇军办事，互相照应是应该的。”
她将合同推过去，合同背面用铅笔淡淡画了个“灯笼”——这是紧急联络的暗号，若遇危险，就在商行门口挂红灯笼。
陈默接过合同，仔细看了一遍，签上名字，将其中一份递给苏晴：“苏总经理是个爽快人，以后有好货，记得先给我留着。不过丑话说在前头，要是货的质量有问题，我可不会给你留情面。”
两人相视一笑，看似达成了商业合作，实则完成了第一次情报交接的伪装。
送走苏晴后，陈默回到柜台后，看到门口的暗线还在徘徊，故意对着老古抱怨：“这苏晴，看着文质彬彬的，做生意倒是黑得很！要不是看她有东京的关系，我才不跟她合作。”
老古配合着点头：“老板，以后跟她打交道可得小心点，别被她坑了。”
两人的对话，一字不落地飘进暗线的耳朵里。
当天下午，松井就收到了汇报：“陈默与苏晴因棉布价格争执，最终以两元九角成交，约定下周送货，两人看起来只是普通的生意伙伴，没有异常。”
松井看着汇报，眉头微蹙，却也没再多问——在他眼里，商人重利，因价格争执再正常不过，更何况苏晴是“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日商，陈默与她合作，也是为了打通日商的关系，符合“亲日商人”的逻辑。
而陈默与苏晴的“针锋相对”，远不止于此。
几天后，在伪商会组织的“商户座谈会”上，两人再次因“粮食供应配额”吵了起来。苏晴提出“优先保障日军的粮食需求，商户的配额减半”，陈默立刻反对：“苏总经理，你这是要断了商户的活路！日军的粮食需求有三井物产供应，商户的配额要是减半，上海的面粉价格肯定会暴涨，到时候老百姓闹事，你我都负不起责任！”
两人你来我往，吵得面红耳赤，引得在场的商户和伪官员纷纷劝架。
而没人知道，在争吵的间隙，苏晴悄悄将一张写着“博览会参展军火清单”的小纸条，塞进了陈默的西装口袋；陈默则在反驳时，低声对苏晴说：“松井最近在查博览会的安保，你小心点，别暴露。”
这种“公开争执、私下合作”的模式，不仅骗过了日伪的监视，也让军统上海站的人放松了警惕。
柳媚在向戴笠汇报时说：“陈默与苏特派员因生意产生分歧，关系紧张，暂时排除两人‘勾结’的可能。苏特派员立场坚定，多次在公开场合维护日军利益，是可靠的特派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