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改制风云与家庭重担
寒冬腊月，山阳市被一场大雪覆盖。秦墨裹紧棉大衣，踩着厚厚的积雪走向市政府大楼。国企改制专班的工作已经全面启动，他被分配到政策研究组，负责梳理国家政策和各地试点经验。
专班的办公室设在市经委三楼，由市府副秘书长韩德明亲自挂帅。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韩秘书长开门见山：“同志们，这次改制试点是场硬仗。省里盯着，全市89家国有中小企业、数万职工的前途命运都握在我们手中。政策研究要先行，既要大胆探索，又要守住底线。”
散会后，韩秘书长特意留下秦墨：“小秦，听说你父亲是农机厂的老职工？这次农机厂也在改制名单中。你要把握好这个度，既要站在全局高度思考政策，又要理解职工们的切身感受。”
秦墨心中一震。父亲下岗的阴影还未散去，现在自己竟要参与制定决定无数个像父亲一样的职工命运的政策。这种身份的叠加，让他对这项工作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政策研究组有六个人，除了秦墨，还有经委的王科长、财政局的李娟、劳动局的小刘，以及两位从企业借调来的骨干。第一次小组讨论，气氛就异常激烈。
“要我说，改制就得快刀斩乱麻！”经委的王科长声音洪亮，“现在这些企业，大部分资不抵债，早该破产清算。拖一天，国家就多损失一天。”
劳动局的小刘立即反驳：“破产说得轻巧，职工安置怎么办？全市下岗职工已经超过一万，再增加几千人，社会稳定还要不要了？”
李娟插话：“财政也没钱了。上次农机厂职工安置，每人不到一千块，闹出多大风波？这次要是再这样，非出大事不可。”
秦墨默默地听着，手中的笔不停记录。这些争论在他听来如此熟悉——前世他经历过这个阶段，知道哪些做法会成功，哪些会留下隐患。
傍晚回到办公室，秦墨开始起草《山阳市国有中小企业改制试点初步思路》。他小心翼翼地运用着超前认知，在框架内引入了“职工持股”、“引入战略投资者”等新概念，但表述上严格遵循政策底线。
写到深夜十一点，秦墨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租住的小屋。屋里冷得像冰窖，煤炉早已熄灭。他搓着手点燃煤炉，等待屋内回暖时，不禁想起父母——筒子楼里是否也一样寒冷？
周末，秦墨带着用第一个月工资买的水果和点心回家。筒子楼的走廊里比往常更加嘈杂，几个邻居聚在一起议论着什么，见到秦墨都停下话头，眼神复杂。
母亲张爱珍开门时眼睛红肿，明显刚哭过。父亲秦志刚坐在窗边，望着楼下的积雪发呆，面前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
“怎么了这是？”秦墨放下东西，关切地问。
张爱珍未语泪先流：“楼上老李家的大小子，昨天在厂里……喝了农药。”
秦墨心中一震。老李是父亲厂里的老同事，住在他们家楼上，儿子李强和秦墨同龄，去年刚顶替父亲进厂。
“为什么？”
“为什么？还不是改制闹的！”秦志刚猛地转过身，眼睛通红，“说是要精简人员，第一批下岗名单里有他。小伙子想不开，觉得丢人……送到医院抢救过来了，可是人算是废了。”
张爱珍擦着眼泪：“这下岗的滋味，我们算是尝够了。你爸这一个月，天天睡不着觉，烟抽得越来越凶。”
秦墨看着父亲佝偻的背影，心中酸楚。他深知下岗对老一辈工人意味着什么——不仅是收入的断绝，更是尊严的崩塌。
“妈，这是我这个月的工资，您拿着。”秦墨掏出准备好的信封，“里面有两百块。我爸的降压药不能断，该买就买。”
张爱珍推辞：“你自己留着吧，在市政府上班，应酬多，花钱的地方多。”
“我还有。”秦墨硬塞给母亲，“我在专班工作，有下乡补贴。”
秦志刚突然开口：“墨儿，听说你在那个什么改制专班？”
秦墨点头。
“那你跟爸说实话，”秦志刚目光灼灼，“这次改制，是不是又要有一大批人下岗？像老李家大小子这样的，还会有多少？”
秦墨沉默了。他无法给父亲一个明确的答案，因为就连他自己，也正在为这个问题苦苦思索。
回到专班，秦墨对政策的思考更加深入。他开始在方案中强调“稳妥推进”、“保障职工基本权益”，甚至大胆提出了“改制企业职工优先聘用”的设想。
这些天，秦墨在工作中与财政局的李娟接触增多。李娟是财大毕业的高材生，对数据敏感，工作认真。一次加班后，两人在食堂吃晚饭，聊起了改制中的难题。
“说实话，我觉得王科长那种‘一刀切’的思路有问题。”李娟低声说，“我调研了七家企业，情况各不相同。有的还有救，有的确实该破产。但无论如何，职工安置必须是第一位的。”
秦墨惊讶地发现，这个看似文静的女孩，对改制有着深刻而人性的理解。
“我父亲是下岗职工，”秦墨难得地敞开心扉，“我亲眼看到改制对普通工人家庭意味着什么。所以我们制定的每一个政策，都关系到成千上万个家庭。”
李娟若有所思：“怪不得你的方案里，对职工安置考虑得那么细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