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他敢下‘罪己诏’（虽非正式，但对征伐高句丽反思），朕到死都没认过错，这点他比朕有勇气。但他杀兄弟、逼老爹，朕可没干过——朕对马皇后的儿子（太子朱标）百般呵护，对其他儿子也没下狠手，论‘家庭伦理’，朕比他强。”
明成祖朱棣：“朕靠‘靖难之役’从侄子（建文帝）手里夺皇位，李世民靠‘玄武门之变’从兄弟手里夺皇位，咱俩都是‘靠武力上位’，懂‘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道理。不过他是‘先发制人’（主动设伏），朕是‘被逼无奈’（建文帝先削藩），论‘师出有名’，朕比他占理。
他北击突厥、擒颉利可汗，朕五征蒙古、迁都北京（天子守国门），都是为了‘扫平边患’，让北方少数民族不敢南下。他设安西都护府管西域，朕派郑和下西洋扬国威，论‘对外格局’，朕不输他。但他打突厥靠‘分化瓦解’（挑动部落矛盾），朕打蒙古靠‘猛冲猛打’，结果他没耗多少国力，朕却把国库打空了，这点他比朕‘精明’。
他重用前太子旧部（魏征），朕也重用建文帝旧臣（解缙），都是知道‘人才不分阵营’，只要有用就敢用。但他没像朕那样‘杀功臣’——朕杀了解缙、景清，就是怕他们怀念旧主；他对魏征始终信任，哪怕魏征死后怀疑其私藏谏稿，也只是推倒墓碑，后来又恢复了，论‘容人之量’，朕不如他。
他立懦弱的李治为太子，结果武则天篡权；朕立朱高炽（明仁宗）为太子，虽说明知他胖，却知道他仁厚，能守好江山，还安排朱瞻基（明宣宗）当太孙，父子相继，开创‘仁宣之治’，论‘立储眼光’，朕比他强。”
玄烨（康熙）会立足自身帝王视角，既肯定李世民的治国功绩，也会以成熟帝王的审视眼光，点出其行为的争议性，同时暗含对自身治世理念的对照，语气沉稳而兼具考量：“太宗皇帝（李世民）少年起兵定天下，扫平群雄如摧枯拉朽，这份勇武谋略，当属帝王中佼佼者。登基后开创贞观之治，任贤纳谏、轻徭薄赋，让百姓安养生息，使大唐声威远播，此等治国实绩，后世帝王皆当借鉴。
然‘玄武门之变’，毕竟是兄弟相残、威逼父上，虽为夺权之需，却破了纲常伦理，为后世储位之争埋下隐患——我朝立储之难，亦见此中教训之深。不过，他登基后能以‘明君’自勉，用治世之功弥补前事之瑕，也算守住了帝王的根本责任。
若论经营天下，他拓土开疆、怀柔四夷，与朕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亲征噶尔丹，皆是为了稳固疆域、安定社稷，此心相通。但治世更需长治久安，贞观之治的短暂鼎盛，亦提醒后世：帝王之贤，不仅在自身能力，更在为王朝立下可延续的规矩，让江山不在一君一臣的更迭中动荡，这才是最难之处啊。”
清高宗弘历：“朕在位六十年，平准噶尔、定回部、收台湾，把清朝疆域扩到最大；李世民北击突厥、开西域、被尊‘天可汗’，咱俩都是‘十全武功’的帝王，懂‘帝王之威，必靠拓土立’的道理。但他打突厥靠‘李靖、李积’，朕打准噶尔靠‘兆惠、福康安’，论‘麾下猛将’，咱俩不相上下；论‘疆域面积’，朕的清朝（1316万平方公里）比他的唐朝（鼎盛时1237万平方公里）还大，这点朕略胜一筹。
他开创‘贞观之治’，朕缔造‘康乾盛世’，都是‘治世巅峰’。他靠‘轻徭薄赋’‘纳谏’让百姓富足；朕靠‘减免钱粮’（五次全免全国赋税）、‘兴修水利’让百姓安居乐业，还主持编纂《四库全书》，既抓‘民生’，又抓‘文化’，比他‘只重治世、轻忽文化’更全面。不过他‘纳谏’是真听劝，魏征说他‘奢侈’，他就停建宫殿；朕虽也‘纳谏’，但大臣敢像魏征那样‘当众驳逆’，朕早把他贬到边疆了，论‘容人之量’，他比朕强，但论‘帝王权威’，朕比他更足。
他完善‘三省六部制’，朕设‘军机处’，都是为了强化集权。他让中书省、门下省互相制衡，权力还能分出去一些；朕让军机处‘跪受笔录’，所有权力都攥在手里，连和珅这样的宠臣，朕说杀就杀，没给任何人分权的机会，论‘集权彻底性’，朕比他更胜一筹。
他晚年‘修宫殿、打高句丽’，耗空国力；朕晚年‘六下江南’‘重用和珅’，也让吏治腐败。但他能‘反思’（虽未下正式罪己诏，却停罢征伐），朕却到死都没认过错——这点他比朕有‘清醒’，但朕留下的‘国库充盈、疆域稳固’的江山，比他晚年的‘动荡局面’强，算是‘瑕不掩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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