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管仲那‘专权’的毛病，朕绝不能忍——他竟敢‘自行任免官员’，齐桓公还不管，这简直是‘国中之国’！朕废除丞相，设‘内阁’，让内阁大臣只能‘票拟’，不能拍板，所有权力都归朕，就是怕再出一个‘管仲’，架空皇权。还有他早年‘经商多分利润’，虽说是为了养母，但也算是‘私念’——朕最恨官员贪财，不管你有什么理由，贪一文钱都得剥皮实草！管仲若生在朕的时代，敢多分利润，早被朕贬去云南充军了！”
明成祖朱棣（明朝）：“其霸术可学，其臣权当控”
靠“靖难之役”夺权、既需“建功立业”又防“臣权过大”的朱棣，看管仲，会带着“效仿霸业”与“强化皇权”的双重目的，他对解缙说：
“管仲辅齐桓‘九合诸侯’，孤要辅大明‘四征蛮夷’——派郑和下西洋，让南洋诸国称臣；亲征蒙古，扫漠北残敌，这都是学管仲‘攘夷’的霸气！他‘盐铁官营’充实国库，孤设‘东厂’监督官员、严控江南财赋，也是为了‘有钱办事’。可齐桓‘放权给管仲’，孤绝不能学：方孝孺、齐泰那样的‘忠臣’，只因反对孤，就敢殉建文帝；若再出个‘管仲’手握大权，孤的江山早不稳了！管仲‘三选制’选官，孤用‘内阁’，让解缙你等‘票拟’（提建议），但最终拍板的还得是孤——臣只能‘献策’，不能‘决策’，这才是君臣之道！”
清圣祖康熙：“经世致用是真本事，君臣相得需长久”
康熙亲政后，既要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又要处理满汉矛盾，跟李光地讨论管仲时，带着帝王的沉稳，语气中肯：
“管仲的‘经世致用’，比那些只会读死书的儒生强多了——他搞‘盐铁官营’充实国库，搞‘兵民合一’强化军队，都是为了解决齐国的实际问题，不是空谈‘仁义’。朕亲政后，平定三藩需要钱，就学管仲‘管控盐利’，让两淮盐商按销量缴税，既没加重百姓负担，又凑够了军饷；治理黄河需要人，就从民间选‘有经验的河工’，不看他们的出身，只看能不能治水，这都是学管仲‘务实为先’。
他跟齐桓公的‘君臣相得’，虽好却不够长久——齐桓公晚年昏庸，忘了管仲的告诫，最后落得饿死的下场。朕跟索尼、索额图、明珠这些大臣，虽有信任，但也得时刻提醒自己‘不能偏听偏信’。比如明珠贪财，朕知道后虽没杀他，却罢了他的官；李光地忠诚，朕就让他管科举、修《朱子全书》，既用其长，又防其短。管仲若能在齐桓公晚年，多找些‘忠直之臣’辅佐，齐国霸业也不会那么快衰落——朕得学这个教训，不仅要选贤才，还要让贤才之间互相牵制，才能保江山长久。”
清高宗乾隆（清朝）：“其才可用，其格局太浅”
处于康乾盛世末期、自视“天朝上国”的乾隆，看管仲会带着“俯视”的姿态，对和珅、纪晓岚说：
“管仲辅齐桓仅霸诸侯，朕治下的大清，疆域远超齐国，藩属国遍布周边，这盛世规模岂是齐国能比？他‘盐铁官营’‘重商助国’，朕管控江南盐商、垄断广州十三行外贸，赚的钱财比齐国多百倍！只是他‘放权给臣’的做法太愚蠢——朕的臣子，哪怕是纪晓岚这样的文臣、和珅这样的能臣，也只能听朕调遣，绝不能有‘自主之权’。至于‘尊王攘夷’，如今大清就是‘天朝上国’，无需借天子之名，四夷自然臣服！”
战国
商鞅（法家代表，秦国变法主持者）：“其术近法，然魄力不足”
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与门客谈及管仲，语气中带着“认可却又不甘居后”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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