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法不阿贵’，连太子老师都敢罚，朕杀胡惟庸、蓝玉，就是要让贪官污吏知道‘不管官多大，贪腐必死’——他的‘严法’，朕用在惩贪上，再合适不过！他‘废井田、重农桑’，朕也‘休养生息、奖励耕织’，但他‘抑商’太蠢：商人能帮朕收税、运粮，朕设‘茶马司’、开海禁（早期），就是让商人替朕办事，比他‘一刀切抑商’聪明。商鞅最该死的地方，是‘敢跟君主分权’：他掌秦国军政，封地百姓只认他，这就是‘权臣乱政’的根！朕废丞相、设锦衣卫，就是要把所有权抓在手里——刘伯温你虽有才，却只能给朕提建议，敢像商鞅那样‘独断专行’，朕让你跟胡惟庸一个下场。商鞅的‘连坐制’，朕改改更好用：‘奸党株连’能防大臣结党，‘民拿贪官’能让百姓帮朕监督，比他‘只防民乱’更周全。”
他把商鞅的“严法”升级为“极端皇权工具”，把商鞅的“集权”推向“君主独裁”，却用“灵活通商”修正了商鞅的经济短板，尽显草根帝王的实用主义。
明成祖朱棣评商鞅：从“夺权强政”视角看变法的工具价值
朱棣作为靠“靖难之役”夺权、毕生追求“集权与盛世”的帝王，每句话都贴合他“巩固皇权、彰显伟业”的核心需求：
“商鞅‘废分封、行县制’，本质是削诸侯、强君权——朕当年靖难，就是因建文轻信儒生、盲目削藩，却无商鞅‘铁腕控权’的手段，才让藩王心生反意。朕登基后，虽保留藩王名号，却收其兵权、限其行动，比商鞅‘一刀切削贵族’更周全，既防了叛乱，又保了皇族颜面。
他‘军功爵制’让秦军成虎狼之师，朕五次北伐蒙古、派郑和下西洋，靠的也是‘重赏军功、严定军纪’——将士敢冲锋、船队敢远航，皆因‘有功必赏、有过必罚’，这与商鞅‘以利驱人’的逻辑如出一辙。但商鞅‘只重军功不重文治’，朕却要‘文武并重’：编《永乐大典》拢民心、兴科举选贤才，比他‘靠酷法强一时’更能保江山长久。
最要警惕的是商鞅‘功高震主’——他让秦民‘只知商君、不知秦君’，最终落得车裂下场。朕用解缙、姚广孝，虽信其才，却始终掌着军政大权：解缙敢谏言，却不敢干涉兵权；姚广孝虽定靖难之策，却甘居幕后不掌权。朕绝不会让‘商鞅式权臣’出现，毕竟‘君权独揽’，才能像秦孝公信商鞅那样，放心推行新政，更能像朕这样，让永乐朝成‘远迈汉唐’的盛世。”
清世宗雍正：“赞其‘变法破弊’之勇，学其‘集权强政’之术；鄙其‘不懂藏拙’之愚”
处于“康乾盛世”中期、“整顿吏治”“强化集权”的雍正，看管鞅，有“改革者共鸣”，也有“帝王权谋”的老练，他在推行“摊丁入亩”时，对田文镜、李卫说：
“商鞅敢‘破井田’，朕敢‘摊丁入亩’（废除人头税，按土地征税）；他敢‘废世袭’，朕敢‘火耗归公’（整顿官员耗羡银，归国库统一分配）——都是‘得罪既得利益者’的事，没点勇气做不成！他‘行县制’是为了‘强君权’，朕设‘军机处’，把军政大权全抓在手里，也是为了‘办事高效、杜绝推诿’——满朝文武说朕‘专权’，可若不专权，怎么革除康熙晚年的‘吏治腐败、国库空虚’？商鞅的错，是‘太刚不柔’：他得罪贵族后，不知道‘收敛锋芒’，反而更张扬，这才落得车裂下场。朕革除弊政，也会‘恩威并施’：对田文镜、李卫这样的能臣，朕破格提拔；对隆科多、年羹尧这样的‘权臣’，朕先赏后罚，让他们知道‘权是朕给的，朕要收就收’。商鞅‘只知用法，不知用术’，朕既用法（改土归流），也用术（密折制度监督官员），这才是‘帝王治国的周全’。”
他视商鞅为“改革同道”，却用“帝王权谋”规避了商鞅的悲剧，把“变法的激进”与“权术的圆滑”结合，成为古代帝王中少有的“懂商鞅也能超越商鞅”的统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