嬴政默默看着这些评论，眼神复杂。对于众人评价李斯“千古名相”，他微微点头，李斯确实为大秦的统一与制度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当看到说李斯利令智昏、将私利置于国家命运之上时，嬴政的眉头紧紧皱起。他想起李斯曾经的忠诚与才干，也想起李斯后来的所作所为，心中五味杂陈。
看到有人猜测自己默认李斯杀韩非，嬴政冷笑一声。他心中明白，韩非之才虽高，但主张存韩灭赵与大秦统一之策相悖，杀韩非是为了大秦的未来。
最后看到关于法家人物大多没有好下场的言论，嬴政陷入沉思。法家思想助他成就霸业，可也让大秦背负了“暴政”之名。他意识到，治国之策或许不能只依靠法家，还需平衡其他思想。良久，嬴政缓缓开口：“李斯之功不可没，之过亦不可恕，大秦之兴，有他助力，大秦之亡，他亦有责啊。”
汉高祖刘邦（汉）
“老子当年在沛县当亭长时，就听人说过李斯的名头——说是秦朝的‘定海神针’，可最后连自己的三族都保不住。后来咱入咸阳，萧何第一件事就是去丞相府抄律令、图册，翻出来一看，好家伙，田赋怎么收、徭役怎么派、官吏怎么考核，全是李斯当年定的章程，咱汉朝后来的《汉律九章》，多半是照着他的底子改的，连郡县长官的俸禄等级，都没跳出他画的框。
但这老儿有个致命毛病：太把‘官帽子’当回事。始皇帝待他够意思了吧？封他为通侯，儿子娶公主，女儿嫁皇子，可他呢？为了保丞相之位，连‘废长立幼’这种灭族的事都敢干。咱当年跟项羽打仗，萧何坐镇关中，几次被人诬告‘谋反’，他却主动把子孙送到前线当人质，就怕咱疑心；张良功成名就后，连留侯的爵位都想辞了，跑去学辟谷。李斯要是有萧何一半的‘知止’，有张良一半的‘清醒’，何至于被赵高当棋子耍？
再说焚书坑儒，他当年说‘非博士官所藏，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结果把六国的典籍烧了大半，连孔子后裔藏在墙壁里的《尚书》都差点没保住。咱后来设太学、请叔孙通制礼仪，就是要补他的错——治国不能只靠刀子，还得靠典籍里的道理，靠儒生的教化。李斯这一辈子，成也‘能干事’，败也‘太想干事’，最后把自己的命都‘干’没了，不值当！”
汉武帝刘彻（汉）
“朕读《史记》，看到李斯‘厕鼠仓鼠论’时，就知道这是个‘识时务’却未必‘守本心’的人。他见厕鼠食不洁，见仓鼠居大廪、食积粟，便叹‘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他这一辈子，都在找‘最安全的廪仓’，却忘了廪仓也会有塌的时候。
他的本事，朕得承认。当年秦灭六国后，天下度量衡乱得像一锅粥，齐地的尺子比秦地短三寸，楚地的斗比秦地大一半，是他亲自主持，把商鞅制定的秦制推行到天下，让‘车同轨’不是一句空话——朕如今派张骞通西域，商队带着大秦的度量衡去西域，连大宛都照着造了铁权，这都是李斯的功劳。可他的短视，也害了秦朝。他说‘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便建议焚书坑儒，以为烧了典籍、杀了儒生，就能堵住天下人的嘴。可他忘了，民心不是靠堵的，是靠导的。朕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要在他的制度基础上，加一层‘思想的缰绳’——用《春秋》断狱，用‘大一统’思想凝聚人心，让天下人不仅服秦朝的制度，更服汉朝的道统。
还有沙丘之变，他身为丞相，是百官之首，本该是‘定海神针’，却被赵高牵着鼻子走。赵高说‘扶苏即位，蒙恬必为丞相’，他就怕了；赵高说‘胡亥仁厚，可保你相位’，他就信了。朕当年立卫太子，特意让卫青、霍去病辅佐，就是怕出现‘扶苏无援、李斯易变’的局面。李斯若有汲黯一半的刚直，有董仲舒一半的坚守，哪怕在沙丘时拼了一死，劝谏赵高，秦朝也不会二世而亡。他最后被腰斩时，对儿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他当年追求的‘仓鼠之位’，最后连‘厕鼠之安’都没保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