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回京后，虽升萧何为“相国”，加赐五千户食邑，却暗中派一名都尉率五百士兵“保护”萧何——名为保护，实为监视。萧何对此心知肚明，却坦然接受，甚至主动减少与大臣的往来，避免“结党”嫌疑。
- 第二次危机：自污名节，破“功高盖主”困局
公元前196年，英布谋反，刘邦再次亲征，期间多次派人回长安询问“萧相国在做什么”。萧何的门客召平（原秦朝东陵侯）提醒他：“您如今镇守关中，深得民心，陛下多次询问，是怕您趁机谋反啊！”萧何恍然大悟，随即采取“自污”策略：
- 强占百姓良田：派人到关中各地，以“低价强买”的方式收购百姓土地，甚至不惜引发冲突；
- 收受贿赂：对地方官员送来的礼品、钱财，不再像以往那样拒绝，而是“照单全收”；
- 纵容家人犯错：对儿子萧禄“抢占民女”的行为，故意“视而不见”，任由百姓到丞相府告状。
刘邦回京后，见百姓递上的“告萧何状纸”堆满案头，反而笑着对萧何说：“你身为相国，也喜欢占小便宜啊！”随后将状纸全部交给萧何，让他“自行处理”——这场“自污”，让刘邦彻底放下对萧何的猜忌，因为他明白：一个“贪财好利、不顾民心”的宰相，绝无谋反的野心。
- 第三次危机：劝谏刘邦，以“低调”化解“龙颜大怒”
刘邦晚年想扩建上林苑（皇家猎场），将关中百姓的大片良田划入其中。萧何力谏：“上林苑已有足够土地供陛下狩猎，如今关中百姓因战乱刚恢复耕作，若再夺其良田，恐失民心。”刘邦大怒，认为萧何“受百姓贿赂，才为他们说话”，将其打入大牢。几天后，有大臣向刘邦进言：“萧何当年收存秦典、镇守关中、筹备粮草，若想谋反，早在楚汉战争时便可自立，何必等到今日？他劝谏陛下，正是‘为民请命’的宰相本分啊！”刘邦虽心有不甘，但也明白萧何无错，最终将其释放。出狱后，萧何不顾年迈，立即光着脚入宫谢罪，态度谦卑至极——这份“不辩白、不邀功”的低调，让刘邦彻底打消了对他的最后一丝疑虑。
四、传业：汉廷制度的“守护者”，从“萧规曹随”到“临终托孤”
萧何晚年虽体弱多病，却始终心系汉朝基业，尤其在“选任接班人”与“传承制度”上，展现出“公而忘私”的格局，确保汉朝在他去世后仍能保持稳定。
- 细节1：力荐曹参为相，放下“私怨”保大局
萧何与曹参早年同为沛县功臣，后因治国理念不同产生隔阂——萧何主张“稳健治国，休养生息”，曹参则更倾向“严刑峻法，强化集权”，两人晚年几乎不来往。但当刘邦临终前问“你百年后，谁可接任相国”时，萧何毫不犹豫地答：“曹参可担此任。”刘邦去世后，汉惠帝刘盈想任命萧何的儿子萧禄为相，萧何再次力谏：“曹参治国经验丰富，且深知《九章律》的精髓，由他接任，可确保制度不变、朝政稳定；我的儿子年轻，难当此任。”后来曹参任相，果然完全沿用萧何制定的制度，史称“萧规曹随”——百姓安居乐业，朝政井然有序，印证了萧何“以大局为重，不计私怨”的远见。
- 细节2：临终前的“三条嘱托”，为汉朝留下“治国准则”
公元前193年，萧何病重，汉惠帝亲自上门探望，问他“还有什么遗言”。萧何没有提及家人的封赏，反而叮嘱惠帝三条“治国准则”：
1. 关中是汉朝根基，务必重视农业，不可随意征调民力，更不可因修建宫殿、陵墓而劳民伤财；
2. 《九章律》是治国根本，不可轻易修改，若需调整，必须召集大臣、儒生共同商议，确保“不违民心”；
3. 后宫与宦官不得干政，秦朝因“宦官赵高乱政”而亡，此教训必须牢记，若有后宫或宦官试图插手朝政，务必坚决制止。
说完这些，萧何才缓缓闭上眼——这份“临终忧国”，让他的形象从“开国功臣”升华为“社稷之臣”。
萧何去世后，汉惠帝追谥其为“文终侯”（“文”指其治国之才，“文治”之功；“终”指其一生为汉朝鞠躬尽瘁，善始善终），并特许其灵位入汉家宗庙，成为汉朝唯一获此殊荣的异姓功臣。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他：“萧相国何于秦时为刀笔吏，录录未有奇节。及汉兴，依日月之末光，何谨守管龠，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淮阴、黥布等皆以诛灭，而何之勋烂焉。位冠群臣，声施后世，与闳夭、散宜生等争烈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