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明代内阁首辅）：“萧公的‘担当’，是宰辅的立身之本”
“我任首辅时，推行‘一条鞭法’，常想起萧公当年的担当。刘邦在前线战败，军心动摇，是萧公从汉中调兵送粮，稳住大局；汉朝初立，百废待兴，是萧公定制度、理财政，撑起江山。我改革时，朝里反对声一片，要是没萧公那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担当，早就半途而废了。他不怕汉王猜忌，坚持做该做的事，这份‘以国事为重’的心态，正是宰辅该有的。只可惜萧公能靠自污名节避祸，我却没他那样的运气，最终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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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参（西汉丞相，萧何继任者）：“萧公的‘规矩’，我敢改半个字算我输”
“我跟萧公共事多年，最服他两点：一是定规矩时‘算得远’，二是守规矩时‘不折腾’。他定的律法、财政法子，都是摸透了汉朝的底子——老百姓刚从战乱里缓过来，要的是安稳，不是新花样。我接任丞相后，啥也不改，就照着他的法子来，不是我没本事，是他的规矩太扎实：改轻了，镇不住乱象；改重了，又苦了百姓。有人说我‘萧规曹随’没新意，可他们不懂，守住萧公留下的‘稳’，比瞎折腾一百个新法子都管用。”
班固（东汉史学家，《汉书》作者）：“萧何是‘开国建制’的第一功”
“我写《汉书·萧何曹参传》时，特意把萧何排在功臣第一，不是因为他会打仗，是因为他懂‘开国要先立架子’。刘邦打天下靠韩信、张良，可要是没萧何收秦地典籍、定郡县制度、编户籍赋税，打下的天下就是一盘散沙——就像盖房子，韩信是搬砖的，张良是画图纸的，萧何才是打地基的。他的功劳不在一时的胜负，而在让汉朝能‘传得久’，这种‘建根本之功’，比任何军功都珍贵。”
李靖（唐代名将，凌烟阁二十四功臣）：“萧公的‘后勤经’，是将帅的保命符”
“我带兵打突厥、平吐谷浑，最明白‘粮草比刀枪重要’。萧何当年在汉中，不管刘邦打了多少败仗，总能按时送粮送兵，这不是运气，是他把‘后勤账’算到了骨子里：哪块地能产粮、哪条路能运粮、多少人能守粮道，他门儿清。我打仗前，第一件事就是学萧何，让手下把粮草路线、储备数量查得明明白白——将帅在前线拼命，要是后方像没头苍蝇，再能打也得败。萧公这种‘把小事做绝’的本事，比会用兵的将帅更难得。”
司马光（北宋史学家，《资治通鉴》主编）：“萧何的‘清醒’，是功臣的避祸良药”
“我编《资治通鉴》时，特意把萧何自污名节的事写得详细——不是鼓励功臣耍滑，是佩服他的‘知进退’。刘邦称帝后，功臣们要么居功自傲，要么疑神疑鬼，只有萧何懂：皇帝要的不只是‘能干事’，还有‘不威胁’。他故意强买民田、惹民怨，看似糊涂，实则聪明——用‘小错’证明自己没野心，比说一万句‘臣忠心’都管用。后来的功臣，像韩信、彭越，要是有萧公一半的清醒，也不至于落得身死族灭的下场。”
顾炎武（明末清初思想家）：“萧公的‘民本’，是治国的真正根基”
“我走遍天下，见多了朝代更替，才懂萧何最厉害的不是定制度，是‘懂百姓’。他在汉中时，不搞秦朝的‘重赋重刑’，反而减赋税、轻徭役，不是他心软，是他知道‘百姓安，天下才安’。后来的统治者，要么学秦朝苛政，要么学世家争权，却忘了萧何的根本——不管律法多严、军队多强，要是老百姓没饭吃、没活路，天下早晚得乱。我主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其实跟萧公的‘民本’是一个道理：治国者心里装着百姓，才能守住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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