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祖禹在《唐鉴》中批其‘背主’，实为正君臣之纲，此论不虚 。但后世若仅以‘节亏’否定其功，亦非公允。他一生谏言，皆在匡正君失、守护民生，其心可嘉，其功可补过。
只是他的‘直谏’，仍未脱‘臣附于君’的局限。他虽敢批太宗之过，却始终以‘君为纲’为前提，从未思及‘君若不君，臣当如何’。先秦儒家讲‘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本是对等之道，魏征却将‘忠’推向极致，略显局促。若遇昏君，其‘直谏’不过是飞蛾扑火，难有实效。后世学者当学其‘忠’，更当明‘道’，方能真正守得住原则、做得了实事。”
王夫之（明末清初思想家）：“君明则谏行，臣直则治兴，互为因果也”
“读贞观史事，知魏征之幸，在于遇太宗这样能容谏的明君；太宗之明，更在于用魏征这样敢直谏的贤臣，二者互为表里，方有治世。若魏征遇隋炀帝，纵有千条谏言，也早成刀下鬼；若太宗遇奸佞之臣，纵有万丈雄心，也难脱昏君之辙。
魏征的价值，不仅在其谏言本身，更在他与太宗共同塑造的‘君臣相得’范式。他以‘直’倒逼君主自省，太宗以‘容’激励臣子尽忠，这种‘君纳谏、臣敢言’的互动，正是贞观之治的核心密码。后世多学魏征之‘直’，却忽视了太宗之‘容’——若君主刚愎自用，臣子再直也无用；若臣子曲意逢迎，君主再明也会昏聩。论魏征，当连同太宗一同观之，方能见‘治世’的真正根基。”
荀彧（东汉末·曹魏谋臣）：“其‘忠’有偏，其‘择’可议”
“我一生守‘奉主匡扶汉室’之节，哪怕曹操权倾朝野，也未敢背离初心。魏徵初事李建成，本应守‘太子属官’之忠，却在建成死后转事李世民，虽称‘为天下安’，终究是‘择主而事’的投机。他若真有‘殉节’之心，大可归隐山林，而非转身为杀主之人效力。
不过，他劝李世民‘轻徭薄赋、任人唯贤’，倒与我劝曹操‘勿失民心、广纳贤才’的思路一致，都是懂‘治国先固根本’。但‘忠’当是‘从一而终’，而非‘择强而事’——我若像他那样，在曹操称魏公时转投刘备，纵有再多治世之策，也难称‘忠臣’。魏徵的‘直谏’虽可贵，却因‘易主’失了臣道根基，终究比不得‘守节而死’的忠臣。”
范仲淹（北宋名臣）：“其‘忧国’之心，与我同也”
“我写‘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求的正是‘为君分忧、为民请命’，这与魏徵的初心不谋而合。他敢在朝堂上跟李世民争‘修宫殿’‘嫁公主’，不是为自己争高低，是怕君主耽于享乐、百姓遭罪，这份‘不顾个人安危’的忧国心，比我当年戍守西北、推行庆历新政时的劲头，有过之而无不及。
要是魏徵生在我朝，定能成为庆历新政的得力帮手——他会像我一样，敢弹劾权贵、敢改旧弊，更能以‘直谏’顶住反对声音。但他也得学我‘委婉谋事’：我推行新政时，会先联合富弼、欧阳修，再逐步推进，不像他单打独斗。忠臣不仅要‘敢说’，更要‘会做’，这样才能让好政策落地，真正帮到百姓。”
方孝孺（明代儒臣）：“其‘易主’之过，终难洗白”
“我秉持‘君为臣纲’，建文帝待我恩重如山，就算朱棣以灭十族相逼，也绝不改‘忠臣不事二主’的节。魏徵倒好，先事李密，再事李建成，最后事李世民，三次易主，还以‘为天下’为借口——若‘为天下’便可背弃旧主，那君臣之义、伦理纲常，岂不成了空话？
他的‘直谏’再有名，也掩盖不了‘背主’的事实。当年文天祥被俘后，宁死不事元，这才是忠臣该有的样子；魏徵却在旧主死后，转头为新主效力，就算帮李世民成就了贞观之治，也难脱‘贰臣’之名。后世若学他‘择主而事’，那天下一旦改朝换代，臣子都可弃旧主投新君，伦理崩坏，国将不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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