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遭诬入狱：“认罪保命”巧传冤情，绝境翻盘：长寿元年（公元692年）正月，酷吏来俊臣为邀功，诬告狄仁杰、任知古、裴行本等七位宰相“谋反”，将他们逮捕入狱。按照当时酷吏的惯例，“嫌疑人若主动认罪，可免死罪；若拒不认罪，便严刑拷打”。狄仁杰深知来俊臣手段残忍，若不认罪，必遭酷刑致死，于是一入狱便主动承认：“大周革命，万物维新，我乃唐室旧臣，谋反属实，甘愿受死。”来俊臣见他认罪，便放松警惕，不再对他用刑。狄仁杰趁机暗中找机会，向狱卒借来笔墨，将自己的冤情写在一块帛布上，然后藏在棉衣的夹层里，对狱卒说：“天气渐暖，请将我的棉衣交给家人，让他们拆洗后再送来。”狱卒未起疑心，将棉衣交给了狄仁杰的儿子狄光远。狄光远发现帛书后，立即入宫向武则天告状。武则天派人调查，来俊臣谎称“狄仁杰认罪属实，且在狱中写了‘谢死表’”（实为来俊臣伪造）。武则天不信，亲自召见狄仁杰，问他：“你为何要谋反？”狄仁杰回答：“臣若不认罪，早已被来俊臣拷打致死，哪能见到陛下？臣从未谋反，谢死表也是伪造的。”武则天派人核对，果然发现谢死表是假的，遂免去狄仁杰死罪，但仍将他贬为彭泽县令（今江西彭泽）。此次事件，狄仁杰用“以退为进”的智慧，在酷吏横行的时代保住性命，成为当时官场中的“生存典范”。
- 复居宰辅：从魏州“退契丹”到幽州“受紫袍”：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契丹首领孙万荣率军攻占冀州（今河北冀州），威胁幽州（今北京），武周朝廷震动。武则天想起狄仁杰“安抚边疆”的能力，任命他为魏州刺史（今河北大名，契丹南下的必经之地）。前任魏州刺史为防契丹攻城，强迫百姓修筑城墙，还将城外百姓迁入城内，导致农田荒芜。狄仁杰到任后，立即下令：“契丹远道而来，粮草不足，必不敢久留。百姓可返回家中，安心耕作，若契丹来犯，有我率军抵挡！”百姓听后，纷纷返回田间，魏州境内“农事恢复，人心安定”。孙万荣得知狄仁杰任魏州刺史，又见魏州百姓镇定自若，认为“魏州有备，不可攻”，遂率军撤退。狄仁杰不战而退敌，武则天大喜，将他调任幽州都督（边疆最高军事长官），还亲自赏赐他一件紫袍（唐代三品以上官员的服饰）和一条龟带，并在紫袍上亲笔写下“敷政术，守清勤，升显位，励相臣”十二个字，以示嘉奖。神功元年（公元697年），酷吏来俊臣被武则天处死，政治环境稍有缓和，狄仁杰再次被召回中央，任鸾台侍郎、凤阁鸾台平章事，第二次拜相。
四、力挽狂澜：“解梦劝立太子”，为李唐复辟埋下伏笔
武则天晚年，最大的政治难题是“立储”——她在“立侄子武三思、武承嗣”还是“立儿子李显、李旦”之间犹豫不决。狄仁杰以“君臣之谊”与“情理之辩”，多次劝说武则天，最终促使她立李显为太子，为后来“神龙政变”、李唐复辟奠定了基础，被后世称为“唐室砥柱”。
- 当面劝谏：“姑侄不如母子亲”的核心之辩：圣历元年（公元698年），武则天召集大臣讨论立储之事，武三思、武承嗣等人拉拢亲信，主张“立武氏子弟为太子”，称“自古天子未有立异姓为嗣者”。狄仁杰却当面反驳：“陛下若立儿子为太子，百年之后，可入太庙，受后世子孙祭拜；若立侄子为太子，陛下听说过‘侄子当了天子，会把姑姑的牌位放进太庙祭拜’的吗？”武则天听后，虽未立即表态，但内心开始动摇。狄仁杰又接着说：“陛下是李家的儿媳，当年先帝将天下托付给陛下，并非让陛下将天下传给武氏。如今陛下若立武氏为嗣，不仅违背先帝遗愿，更会失去天下百姓的心——百姓仍念李唐之恩，若陛下强行立武氏，恐引发天下大乱。”这番话直击武则天的“身后名”顾虑，让她不得不重新考虑立储之事。
- “双鹤入怀”解梦：以“天意”劝君，润物无声：不久后，武则天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只大鹦鹉，翅膀折断了，无法飞翔”，她让大臣们解梦，武三思等人称“鹦鹉代表陛下，翅膀折断是因为‘李氏余孽未除’，需严惩李氏子弟”。狄仁杰却趁机进言：“鹦鹉的‘鹉’，与‘武’同音，代表陛下；翅膀折断，是因为陛下的两个儿子（李显、李旦）被流放外地，不得重用。若陛下能将两个儿子召回，让他们辅佐陛下，‘翅膀’自然就能恢复，鹦鹉也能重新飞翔。”武则天听后，沉默良久，最终叹道：“卿之言，甚合朕意。”随后，她秘密派人将被流放至房州（今湖北房县）的庐陵王李显接回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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