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在酷吏手下‘先认罪再翻案’，这份‘避祸智慧’，我不及也。我当年上《治安疏》，明知会触怒嘉靖，却仍硬刚，差点送命；狄仁杰却能在保命的同时办成事，比我更懂‘隐忍成事’。或许是我太‘刚’——刚直能显气节，却难成实事；狄仁杰的‘刚柔并济’，才是乱世中护民的真本事。我佩服他的‘智’，也愿学他的‘圆融’，只为能多替百姓办些事。”
王夫之（明末清初思想家）：“其‘顺势’之智，乱世能臣的典范”
“读武周史事，知狄仁杰之幸，在于‘懂顺势、不逆势’——酷吏横行时，他不硬扛；武则天犹豫立储时，他不硬争，用‘解梦’‘情理’顺势劝说，既保全自身，又办成大事，这份智慧，是乱世能臣的核心。他的‘忠’，不是忠于武则天，也不是忠于李唐，而是忠于‘天下民生’——只要能安百姓、稳天下，无论是武周还是李唐，他都愿效力，这份‘以民为本’的格局，比那些‘只认正统、不顾民生’的酸儒高得多。
但他也有‘局限’：始终在‘皇权框架内’做事，从未想过‘突破皇权救天下’。明末乱世，若只学他的‘顺势’，却无‘破局’的魄力，终究救不了天下。他是‘治世的能臣’，却不是‘救世的志士’——时势不同，所需的臣子也不同，这点后世当明辨。”
荀彧（东汉末·曹魏谋臣）：“其‘能’可嘉，其‘节’有亏”
“我一生守‘奉主匡扶汉室’之节，哪怕曹操权倾朝野，也未敢背离初心。狄仁杰先事李建成，再事武则天，虽称‘为天下安’，终究是‘择主而事’的变通——他若真有‘守节’之心，李建成死后，大可归隐山林，而非转身效力杀主之人。
他断案安民、治边有功，这份‘能’确实难得，可‘臣道’的根本是‘从一而终’。当年我劝曹操‘勿称魏公’，是守君臣之礼；狄仁杰却在‘旧主已亡’后另事新君，纵有再多治绩，也难掩‘节亏’之过。若在我朝，这样的人可用其才，却不可付以心腹之任——怕他哪天见势不对，再改投他人。”
范仲淹（北宋名臣）：“其‘忧民’之切，与我同频；其‘成事’之智，我当学之”
“我写‘先天下之忧而忧’，所求不过‘为君分忧、为民请命’，这与狄仁杰的初心不谋而合。他救豫州六百无辜、劝武则天停建浮屠，每一件事都围着‘百姓疾苦’转，这份‘不顾个人安危’的忧民心，比我当年戍守西北、推行庆历新政时的劲头，有过之而无不及。
最让我佩服的是他‘刚柔并济’的智慧：面对酷吏不硬扛，留着命再做事；劝君主不硬争，用‘解梦’说透道理——我当年推行新政，若能学他这般‘变通成事’，或许能少遭些反对，让政策多帮些百姓。他是‘能臣’，更是‘智臣’，这份‘既守初心，又懂变通’的本事，值得所有为官者学。”
方孝孺（明代儒臣）：“其‘易主’之过，终难洗白；其‘安民’之功，不可否认”
“我秉持‘君为臣纲’，建文帝待我恩重如山，就算朱棣以灭十族相逼，也绝不改‘忠臣不事二主’的节。狄仁杰倒好，先事李密、再事建成、后事武则天，三次易主，还以‘为天下’为借口——若‘为天下’便可背弃旧主，那君臣之义、伦理纲常，岂不成了空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