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旧党”反对：从“为民请命”到“政治博弈”：新法推行之初，反对声音便席卷朝堂，核心反对者包括司马光（时任翰林学士）、苏轼（时任殿中丞）、韩琦（前任宰相）、富弼（前任宰相）等“旧党”大臣，他们的反对理由主要集中在三点：
1. 青苗法“扰民”：部分地方官员为追求政绩，强迫农民贷款，甚至提高利率（远超20%），导致农民负担加重，出现“卖田卖屋偿还贷款”的现象；
2. 募役法“不均”：地主、官僚虽需缴纳“助役钱”，但通过“隐瞒资产”逃避缴税，最终负担仍转嫁到普通农民身上；
3. “与民争利”：市易法、均输法（另一新法，由官府统一调配物资）被指责为“官府垄断商业，剥夺商人利益”，违背“重农抑商”的传统理念。
其中，司马光与王安石的争论最为激烈：司马光在《与王介甫书》中写道：“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今介甫欲夺民之利以归官，民穷则国危矣！”王安石则反驳：“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我并非夺民之利，而是通过制度优化，让原本被豪强兼并的利益回归百姓与国家！”苏轼也上书《上神宗皇帝书》，指出新法“求治太急，用人太滥”，建议“缓行新法，循序渐进”，但王安石认为“时不我待”，坚持全面推行。
- “天灾人祸”与第一次罢相：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北宋遭遇严重旱灾，多地颗粒无收，百姓流离失所。“旧党”大臣趁机将“天灾”归咎于“新法得罪上天”，甚至绘制《流民图》呈给宋神宗，哭诉“新法导致民不聊生”。宋神宗本就对新法的反对声音感到压力，见《流民图》后“彻夜难眠”，对新法产生动摇。
此时，王安石的得力助手、“新党”核心成员吕惠卿因“权力斗争”与王安石产生裂痕，王安石深感孤立，遂主动上书请求罢相。宋神宗无奈同意，任命王安石为“江宁知府”（今江苏南京），离开中枢。第一次罢相后，新法由吕惠卿、韩绛（“新党”成员）继续推行，但吕惠卿为巩固权力，排斥异己，甚至陷害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导致新法执行更加混乱。
- 复相与第二次罢相：变法的终局：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宋神宗因“新法无人主持，旧党反扑激烈”，再次征召王安石回朝任宰相。然而，此时的王安石已身心俱疲：一方面，“新党”内部因权力斗争四分五裂，吕惠卿等人不再听从他的指挥；另一方面，宋神宗对新法的支持力度也大不如前，多次在“旧党”的反对下修改新法（如降低青苗法利率、放宽募役法执行标准）。
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王安石的长子王雱（“新党”青年骨干，曾多次为新法辩护）因病去世，王安石遭受巨大打击，无心政事，再次上书罢相。此次宋神宗不再挽留，任命他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王安石从此离开朝堂，回到江宁（今江苏南京）隐居，潜心着书（完成《字说》等着作），不再过问政事。
四、晚年隐居与身后：从“变法失败者”到历史争议的焦点
王安石罢相后，宋神宗仍坚持推行部分新法，但力度已大幅减弱。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宋神宗去世，年仅10岁的宋哲宗即位，由高太后（宋神宗之母，“旧党”支持者）垂帘听政，“旧党”领袖司马光被任命为宰相，开始全面废除新法，史称“元佑更化”。王安石的晚年在隐居中度过，而他的身后评价，也随着历史变迁陷入长期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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