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
汉武帝以“开疆拓土、巩固皇权”为毕生目标，看到天幕中徽宗事迹，拍案怒斥：“帝王者，当承天命、担国责！朕为破匈奴，耗尽国库也不悔；为安天下，推恩令、罢黜百家也不疑。可这赵佶，金国一来就吓破了胆，传位给儿子逃避责任，自己躲在后宫——这叫‘帝王’吗？连个普通将士的担当都没有！他会写几笔字、画几幅画，有什么用？能挡金兵的刀吗？能救百姓的命吗？帝王的价值，在‘守土安民’，不在‘舞文弄墨’；若连国都守不住，再高的才华，也是亡国的笑柄！”
隋朝
杨坚指着天幕上的“花石纲”记载，大臣怒斥：“朕定三省六部制，是为了让朝政有序；轻徭薄赋，是为了让百姓安稳。这赵佶倒好，为了建个破园子，派官去江南抢石头，把百姓逼得造反（方腊起义）！朝堂制度被蔡京这群人搞乱，军队没了战斗力——他这不是当皇帝，是在拆自己的江山！帝王一旦贪奢靡、废制度，国必亡，这是铁律！”
唐朝
李世民以“纳谏、爱民”开创贞观之治，最看重“君与臣”的匹配，他对着房玄龄、杜如晦，摇头叹息：“赵佶若有一半的‘知人之明’，也不至于亡国。朕有玄龄、如晦、魏徵，所以能听忠言、安百姓；他却用蔡京、童贯——蔡京贪财，童贯误军，这等奸佞围着他转，他还以为是‘贤臣’，这不是‘昏聩’是什么？百姓受花石纲之苦，他听不见；臣子劝他整军备战，他听不进——君不明，则臣不贤；臣不贤，则国不兴。赵佶的教训，就是‘君失其道，国必亡’啊！”
北宋
赵匡胤握着龙椅扶手，语气发沉：“朕当年陈桥兵变，定下‘重文轻武’是为了防内乱，可不是让后代忘了‘守边疆’！赵佶把朕的规矩走歪了——文臣当政却尽是奸臣，武将被打压得没了血性！金国一来，连个能打仗的人都没有，最后把朕打下的北宋江山丢了，还落个被俘的下场！他对不起朕，更对不起大宋的百姓！”
南宋
作为宋徽宗的亲儿子，赵构对父亲的情感最复杂——既恨他亡国致全家被俘，又需借“徽宗之子”的身份巩固南宋合法性。他攥着徽宗从金国寄回的“血泪信”，对着臣子怒斥：“父皇之才，朕自幼敬佩——一笔瘦金写尽风雅，一幅《瑞鹤图》能引群臣叹服。可他偏信蔡京那伙奸人！花石纲榨干江南，联金灭辽引狼入室，最终让二圣（徽宗、钦宗）陷北地、百姓遭兵祸！朕如今偏安江南，夜夜梦到父皇在五国城受冻，可再想，若不是他荒废朝纲，我大宋何至于此？”
明朝
朱元璋出身贫苦，最恨官僚腐败、君主怠政，他对太子朱标怒喝：“你看这赵佶！身为天子，不想着如何安百姓、守边疆，倒天天钻在书画里，还建什么艮岳园林！蔡京、童贯贪赃枉法，他视而不见；方腊、宋江起义，他只知镇压；金国打过来，他先传位给儿子，自己想跑——这叫什么皇帝？简直是亡国的蛀虫！咱朱家的天下，绝不能学他：君主一贪享乐，臣子必贪权位，百姓就会造反！记住，‘玩物丧志’四个字，是亡国的根！”
朱棣盯着北方边境的地图，冷笑一声：“朕五次亲征蒙古，就是为了让外敌不敢犯境。这赵佶倒好，金国才打过来，就吓得传位跑路，连面对敌人的勇气都没有！身为帝王，就算打不过，也得站在前线扛着，哪有躲在后头的道理？他有书画的才华，却没半点帝王的血性，亡国不冤！”
清朝
康熙自身精通儒学、书法，懂艺术的价值，也懂帝王的责任，他对着徽宗的《池塘秋晚图》，缓缓对李光地等臣子说：“赵佶的才华，朕也得承认——瘦金体铁画银钩，院体画写实精妙，若他是个文人墨客，定能流芳百世。可他偏偏是皇帝，这就错了。帝王的第一责任，是‘治世’：对内要让百姓安居乐业，对外要让边疆安稳；至于书画，只能是‘余事’，绝不能当‘正事’。他倒好，把‘余事’当‘正事’，把‘正事’抛到脑后——金国南下时，朝堂无可用之将，国库无可用之银，这不是‘无能’是什么？可惜了一身才华，却落得个‘亡国之君’的名声，可悲，可叹，更可恨！”
乾隆对着徽宗的字画摇头，对纪晓岚说：“赵佶的瘦金体，朕也临摹过，确实有几分风骨；他主持的画院，也出了不少好作品。可他忘了，帝王的第一身份是‘治国者’，不是‘书画家’。朕也爱诗文字画，但从不敢耽误朝政——平定准噶尔、修《四库全书》，哪样都没落下。他倒好，把朝政扔给奸佞，自己醉心艺术，最后把国家玩没了，再多才华也成了笑柄，可惜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