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建立元朝时，面临“统一中国”的最后障碍（南宋），以及蒙古内部“阿里不哥争位”的叛乱，他对“连横”的定义完全不同：对蒙古部落，“连横”是“纳降”（不服就打，服了就封官）；对南宋，“连横”是“招降将领”（如招降刘整，获取南宋水师机密），本质是“以武力为前提的强制联合”，而非平等盟约。
他对大将伯颜说：“战国时秦国连横，还要给六国好处；今朕的连横，不用给南宋好处——刘整来降，朕给他人马，让他打南宋；江南的地主来降，朕保他家产，让他帮朕收税。不服的，就像当年的齐国、楚国一样，直接灭了。合纵连横的核心是‘实力’，朕的实力够强，‘连横’就是‘纳降’。”
朱元璋建立明朝时，面临北元残余势力的威胁，他的策略是“先扫内、再拒外”——对内部割据势力（如陈友谅、张士诚），坚决不用“连横”（绝不与割据势力妥协）；对周边小国（如朝鲜、安南），则以“宗主国”身份提供保护，让其无需“合纵”就能抵御北元，本质是“以自身实力替代合纵联盟”。
他对徐达、常遇春说：“战国时秦国靠连横吞六国，是因为六国弱；今朕灭陈友谅、张士诚，靠的是将士用命、百姓归心，不是靠‘拉拢’；
北元想联高丽抗朕，朕只需告诉高丽：跟着朕，保你平安；跟着北元，朕连你一起打——这比‘合纵’管用十倍。”
朱棣（永乐帝）时期，明朝国力强盛，既需应对北方蒙古残余，又想扩大国际影响力，因此他的“合纵”不是“抗强”，而是“建网”：派郑和下西洋，联东南亚诸国（如满剌加、苏门答腊），让他们成为明朝的“朝贡国”；同时联朝鲜，共同抵御蒙古，形成“以明朝为中心的合纵网络”——不是为了“自保”，而是为了“掌控”。
他可能会对郑和说：“昔年苏秦合纵，是为了抗秦；今你下西洋，带金帛、赐封号，不是求诸国帮朕，是让他们知道：跟着大明，有赏赐、有保护；敢跟蒙古勾结，大明就会联合诸国收拾他。朕的合纵，是一张网，把周边诸国都网在大明的羽翼下——这才是天朝上国的样子。”
乾隆时期
清朝处于“康乾盛世”的顶峰，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停留在“天朝上国”的框架下——他眼中的“合纵连横”，是欧洲诸国（如英、法、俄）或周边小国（如缅甸、越南）的“互斗小术”，既威胁不到清朝，也不配让清朝参与。
他在批阅边疆奏折时对和珅说：“英吉利求与朕通商，又在印度与法兰西争斗；缅甸、越南打了几年，也想求朕调停。
这些蛮夷，就像战国时的小国，搞些合纵连横的小把戏。
朕只需守好大清的疆土，让他们自斗去——天朝上国，岂需靠这些伎俩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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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清君侧
- 背景：在中国古代，当地方势力企图反叛中央政权时，往往需要寻找一个合理的借口，以争取人心和舆论支持。“清君侧”这一旗号，便成为他们常用的手段。
- 阳谋设计：反叛者打着“清君侧”的口号，宣称皇帝身边有奸臣蒙蔽圣听，他们起兵是为了帮助皇帝清除奸臣，实则是为自己的叛乱行为披上一层正义的外衣，以此来师出有名。
- 无解性：对于朝廷而言，若承认有奸臣存在并加以处置，可能会自断臂膀，且反叛者未必会因此退兵；若不承认，反叛者便以此为借口继续进攻，占据道德制高点，朝廷陷入两难，只能依靠实力来应对叛乱。
- 结果：历史上多次出现以“清君侧”为口号的叛乱事件，如西汉的“七国之乱”、唐朝的“安史之乱”、明朝的“靖难之役”等。“七国之乱”虽最终被平定，但给西汉带来了巨大创伤；“安史之乱”则使唐朝由盛转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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