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光武帝刘秀（东汉）
“李斯之智，在‘通时变’；李斯之愚，在‘昧大义’。王莽乱政后，大义分崩离析，咱重建汉朝时，为何不全用分封？正因记着李斯‘置诸侯不便’的道理——当年周室封了几百个诸侯，最后演成春秋战国的混战，李斯废分封、行郡县，是看准了‘一统’才是天下安定的根。咱如今虽封了几个子侄为王，但严格限定他们‘不治民、不掌兵’，地方实权全在郡守手里，这便是学李斯的‘集权’，又补了秦朝‘无宗室辅弼’的漏。
可李斯最让咱不齿的，是他‘因私废公’。始皇帝崩于沙丘，他身为丞相，本当率百官遵遗诏、立扶苏，却因怕蒙恬分权，就跟赵高合谋——他忘了，扶苏是社稷之根本，蒙恬是北疆之屏障，丢了根本、毁了屏障，他的丞相之位能保得住吗？咱当年在昆阳之战，以数千人破王莽几十万大军，靠的就是‘以大义聚人心’；登基后重用邓禹、冯异，也是因他们‘重社稷轻权位’。李斯若有这份大义，何至于被腰斩咸阳，连‘牵黄犬逐狡兔’的念想都成了泡影？他这教训，咱得刻在心里：做大臣的，若把个人权位看得比江山百姓重，纵有天大本事，也是祸国之臣。”
隋文帝杨坚（隋）
“朕看李斯，就像看一面‘制度镜’，照见了‘治世’与‘乱政’的分界。当年朕取代北周、统一南北，为何要废九品中正制、行三省六部制？为何要重编《开皇律》、统一度量衡？正因李斯的教训摆在那——秦朝靠郡县制、统一制度强极一时，却因律法过苛、人心失向而速亡；而魏晋南北朝几百年战乱，根源就在‘制度散乱’‘权贵专权’。
李斯定的郡县制，朕沿用了，但加了‘州’这一级，让地方层级更分明；他搞的统一度量衡，朕细化了，连钱币都改成‘五铢钱’，让天下商贸更顺畅。可朕绝不会学他‘焚书坑儒’——李斯以为‘禁言’能稳天下，实则是把读书人逼成了敌人。朕如今开科举、兴学校，就是要让天下有识之士都来为朝廷效力，用‘教化’安人心，这才是比‘禁言’更长远的法子。
再说沙丘之变，李斯的错，不仅在‘附逆’，更在‘失察’——他辅佐始皇帝几十年，竟没看透赵高的狼子野心，还跟他合谋改诏。朕登基后，为何要让三省相互制衡？为何要严禁宦官干政？就是怕再出‘赵高’，再出‘李斯’。当年宇文赟宠信宦官，差点毁了北周，朕绝不会让隋朝重蹈覆辙。李斯若生在隋，以他的才学，朕或让他掌礼部、管制度，但必让门下省严加监督，绝不让他有‘私相授受’的机会。”
唐太宗李世民（唐）
“朕常与房玄龄、杜如晦论历代能臣，每次提到李斯，玄龄都会说‘斯之才，不下萧曹，然德不及半’。这话很中肯。李斯定郡县、统一文字，是‘谋国之策’；可他附赵高、废扶苏，是‘谋身之私’——这一公一私之间，便定了他的成败。
朕当年发动玄武门之变，是为了拨乱反正，不让李建成、李元吉危害社稷；可李斯在沙丘，是为了保住自己的相位，不惜让昏庸的胡亥登基。朕登基后，让魏徵当谏议大夫，就是要防‘李斯之弊’——魏徵多次当着百官的面反驳朕，甚至说‘陛下若有过，臣必谏’，可李斯呢？面对赵高的阴谋，他连一句‘不可’都不敢说。朕曾问魏徵‘若朕崩后，太子年幼，权臣与宦官勾结，当如何’，魏徵说‘唯选忠直之臣辅政，使权臣不敢专，宦官不能近’——这正是李斯当年缺的。
再说秦朝的律法，李斯制定的《秦律》严苛，连‘弃灰于道’都要受刑，结果天下苦秦久矣，陈胜吴广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就掀翻了秦朝的江山。朕让长孙无忌修订《唐律疏议》，特意减了‘连坐’之罪，放宽了徭役的期限，就是要吸取李斯的教训——律法是为了安百姓，不是为了虐百姓。李斯当年若能像戴胄一样，既懂律法，又懂民心，秦朝也不会亡得那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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