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之义，乃王道伦理之根本，一旦缔结，便需生死相守。魏征初事太子建成，已立君臣名分，建成既亡，他当殉节以明志，或归隐以守节，怎可转身事奉杀主仇人李世民？此等‘易主事仇’之举，早已突破臣道底线，按儒家礼法，实为当诛之罪 。
世人皆赞其直谏之功，却忘了‘忠’的本质是‘专一’。他对李世民的谏言再恳切，也掩盖不了对旧主的背叛。孔子赞管仲辅桓公成霸业，是因管仲存华夏之礼，而非赞其易主之行；魏征不过是借谏言博‘忠臣’之名，实则是投机取巧的‘贰臣’。所谓‘有善有恶，不能相掩’，他的直谏之‘善’，终究洗不掉背主之‘恶’，后世当以其为戒，而非奉为楷模。”
司马光（北宋史学家）：“忠在利民，非在殉主”
“程伊川（程颐）苛责魏征‘易主’，未免胶柱鼓瑟。春秋时管仲事公子纠，纠死而辅小白（齐桓公），孔子非但不斥其过，反而称其‘仁’，正因管仲以一人之身安天下苍生 。魏征之事，与管仲何其相似？他初随李密、后归建成，皆因未遇能安天下之主；李世民虽杀建成，却有治国之才、纳谏之量，魏征转事之，非为个人富贵，实为借其力行仁政、救民于水火。
我修《资治通鉴》时，特意增补魏征为建成送葬的细节——他虽事新君，仍念旧主之恩，这份分寸恰见其本心。所谓‘忠’，并非愚忠于一人，而是忠于天下社稷。他一生进谏二百余次，皆在劝太宗轻徭薄赋、任人唯贤，最终成就贞观之治，使万民安居乐业，此等‘大忠’，远胜殉主的‘小义’。后世论史，当观其功、察其心，而非拘于小节。”
苏轼（北宋文学家、政治家）：“谏有术则功成，心无私则名立”
“读魏征《十渐不克终疏》，见其直指太宗之过，字字恳切如家人语，方知‘直谏’非逞匹夫之勇，需有雷霆之胆，更有经纬之才。他劝太宗‘兼听则明’，恰如我当年上书论新法之弊，皆以‘为国为民’为初心，这份不顾个人安危的赤诚，是为官者最可贵的风骨。
但魏征之智，更在‘谏术’之妙。他虽犯颜直谏，却从不离‘致君尧舜’之目标——反对修宫殿则引隋亡之鉴，反对厚嫁公主则据礼法之规，总能以史为据、以理服人，而非空言指责。我当年论事，若能学其‘刚而不猛、直而有术’，或许能少遭贬谪之苦。他以‘无私之心’行‘有术之谏’，既让君主纳言，又成就自身之名，此等境界，堪称‘古之良臣’的典范。”
朱熹（南宋理学家）：“节有亏而功可补，心可嘉而道未纯”
“魏征之过，在于初节有亏——事建成而不能死，转而事太宗，虽有‘安天下’之名，终难脱‘趋利避害’之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