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包黑子，是个能办事的硬茬，但得把他的‘牛脾气’捏在手里，才好用。”
“他断‘牛舌案’靠实招，拒端州砚不贪财，还敢跟皇帝叫板弹权贵，这份‘不徇私、不怕硬’的劲，比我手下那些‘混日子、捞好处’的儒生强。当年我打天下，缺的就是萧何这种‘管后勤不贪’、樊哙这种‘敢硬刚’的人，包拯要是来帮我管地方司法，准能把那些欺压百姓的豪强收拾得服服帖帖，不用我天天操心‘民怨闹大’。”
“但他太‘轴’，不懂‘变通’——弹劾张尧佐非要‘硬刚’到皇帝下不来台，拆权贵违建也不懂得‘先给个台阶’，这叫‘不懂人情世故’，容易把人全得罪光。我当年跟项羽干仗，韩信要‘假齐王’，我虽气但也得顺着给；陈平复闹情绪，我该哄就哄。包拯要是跟我混，敢这么‘一根筋’，我先让他去偏远地方管几年粮，磨磨他的‘倔脾气’，让他知道‘办事得顾大局，不能只认死理’。”
“最关键的是，他得认‘朕是老大’——他跟宋仁宗争理，说穿了是‘忘了君臣本分’。我手下再能的人，萧何、张良，也得听我的；包拯要是敢跟我‘叫板’，哪怕他再清廉，我也得把他贬去修城墙，让他明白‘清官也得守规矩，君权才是顶头天’。真要用他，就得让他‘只干活，少顶嘴’，帮我护民生、惩贪官，别给我整‘顶撞皇权’的幺蛾子。”
汉武帝：“其‘刚正’之节可用，其‘不懂变通’之失当改”
“朕推盐铁官营、打击豪强，正需要包拯这种‘敢碰硬’的人——他弹劾张尧佐、拒端州私砚，不怕得罪权贵，比那些‘讨好外戚、纵容豪强’的臣子强百倍。若让他管监察，准能帮朕揪出贪腐的郡国守相，巩固中央集权。
但他太‘死脑筋’：朕当年用主父偃，既让他推‘推恩令’，也允许他‘灵活处事’；包拯倒好，凡事只认‘规矩’，不懂‘权衡利弊’，连皇帝的面子都不给。真用他，得派个‘懂权衡’的人盯着，让他‘惩贪’的同时，别误了朕的大事（如安抚外戚、稳定朝局），不然只会添乱。”
汉光武帝刘秀：“其‘护民’之心与我同，当任以亲民之职”
“我平定天下后，靠‘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安民心，包拯‘断案护民、拆违建疏河道’，跟我‘以民为本’的思路一致——他不像那些‘刮民肥官’的庸臣，懂得‘百姓安则天下安’，这份初心难能可贵。
若他在我朝，我必让他任郡守或县令，管一方民生：让他断民间冤案，帮百姓讨公道；让他整治地方豪强，不让权贵欺压百姓。他‘刚正’却不‘激进’，不会像酷吏那样‘扰民’，正好帮我稳固‘柔道治国’的根基，比用那些‘只会迎合’的官员强百倍。”
隋文帝杨坚：“其‘守制’之能可用，当委以监察之任”
“我设三省六部、定《开皇律》，就是要‘整饬制度、杜绝贪腐’，包拯‘按贡额取砚、废门牌司改诉讼’，事事守规矩、处处防舞弊，跟我‘以制度治国’的想法契合——他懂‘制度的重要性’，比那些‘钻制度空子’的贪官强太多。
若他在隋朝，我必让他任御史台官员，专管监察百官：让他查地方官是否‘按律征税’，查朝中大臣是否‘徇私枉法’。他‘敢弹权贵’（如六弹张尧佐），正好帮我打压‘结党营私’的旧贵族，把《开皇律》落到实处，不让制度变成‘空文’。”
唐太宗：“其‘廉明’之心可赞，当为百官之范”
“朕治国靠‘任贤纳谏、以民为本’，包拯的‘孝亲、清廉、为民’，跟房玄龄的‘忠’、魏徵的‘直’一样，都是良臣本色——他断案护民、拒私砚、拆违建，处处为百姓着想，比那些‘中饱私囊’的官员强太多。若他在贞观朝，朕必让他任大理寺卿或御史大夫，让他做百官的‘廉明标杆’。
他敢跟君主争理（如谏阻仁宗用张尧佐），正是‘忠直’的表现，朕当年听魏徵骂朕，也会反思改过，哪会怪罪他？真用他，朕会让他‘放手做事’，甚至允许他‘直谏无讳’，毕竟‘清官护民，才能让天下归心’，这才是治国的根本。”
唐玄宗李隆基（开元时期）：“其‘廉明’之节可赞，当为百官标杆”
“开元初年，我靠姚崇、宋璟‘整吏治、兴盛世’，最缺包拯这种‘廉明刚正’的官——他拒私砚、不贪财，比那些‘中饱私囊’的官员干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