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让这些降卒，带着他的口信和一些不显眼的信物（如盖有曹彬印信的平安符），设法潜回绵州，找机会接触张廷翰或其亲信。
口信的内容主要有两点：其一，高度赞扬张廷翰的军事才能，对其“明珠暗投”表示惋惜；其二，也是更关键的一点，是“透露”一个“机密情报”——“据被俘叛将交代，军师王鸾曾多次在全师雄面前进谗言，称张将军拥兵自重，有通敌之嫌，欲除之而后快，以便安插其亲信掌控兵权。”
这个“情报”半真半假，真在符合王、张二人不和的现实，假在纯属捏造。但对于生性耿直、可能本就对王鸾不满的张廷翰来说，极具杀伤力。这足以让他对王鸾，甚至对偏听偏信的全师雄，产生强烈的警惕和怨恨。
最后，是对那个“首鼠两端”的豪强李承珪。
曹彬采取了更直接也更符合其身份的方式。他请欧阳炯以其个人名义，并动用一些尚与李家有联系的蜀中旧关系，向李承珪传递信息。
信息内容直指其核心利益：其一，明确告知朝廷已掌控大局，负隅顽抗只有死路一条，家族基业将毁于一旦；其二，承诺只要李家能协助朝廷平定叛乱，或是在关键时刻保持中立，不仅其家族产业得以保全，李承珪本人还可获得朝廷封赏，至少保住其在地方上的势力和地位；其三，也是施加压力的一点，是暗示朝廷已掌握李家在叛乱中“某些不法行为”的证据，何去何从，望其慎思。
这三条线，如同三根无形的丝线，被曹彬在成都轻轻牵动，却悄然伸向了绵州城内那权力与猜忌交织的漩涡中心。
计划在秘密而紧张地进行。死士携带金银书信，历经艰险，竟真的通过收买叛军底层官吏，将东西送到了王鸾手中；张廷翰的旧部，也有人成功混入绵州，将“口信”带到了；而欧阳炯的信使，更是通过隐秘渠道，与李承珪家族的核心成员搭上了线。
效果，比预想的来得更快，也更猛烈。
首先是王鸾。他收到曹彬的信和厚礼，心中惊疑不定，既贪图那黄白之物和曹彬许诺的“前程”，又害怕这是陷阱。他不敢声张，将东西偷偷藏起。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快，关于“王军师私通宋营，收受曹彬贿赂”的流言，就开始在绵州军中悄然传播。
这流言自然也传到了全师雄耳中。他本就因新都大败而心烦意乱，疑神疑鬼，闻此消息，更是勃然大怒，立即召王鸾前来质问。王鸾矢口否认，指天誓日，痛哭流涕地表忠心。全师雄虽未当场处置他，但那份信任，已然出现了深深的裂痕。他下令暗中监视王鸾的一举一动。
紧接着，张廷翰那边也出了状况。当他从“心腹旧部”那里听到“王鸾屡次进谗言欲害自己”的消息时，这个耿直的武将顿时火冒三丈。他本就看不惯王鸾那套，如今更是新仇旧恨涌上心头。在一次军事会议上，因战术安排与王鸾发生争执，张廷翰竟按捺不住，当场指着王鸾的鼻子大骂其是“搬弄是非的小人”、“祸乱军心的奸佞”，甚至隐隐质问其是否与宋军有所勾结。
王鸾做贼心虚，又惊又怒，反唇相讥，两人在堂上几乎拔刀相向。全师雄费了好大力气才将二人喝止，但麾下最重要的文武助手公然决裂，让本就低迷的士气更受打击，也让全师雄对内部的掌控力急剧下降。
而李承珪，在接到欧阳炯的密信后，态度果然变得更加暧昧。他开始以各种借口拖延提供给全师雄的粮草和兵员，其家族的私兵也明显收缩，不再积极参与城防。这种变化，自然逃不过全师雄的眼睛，让他对这位地方实力派也充满了不信任。
猜疑链一旦形成，便如同瘟疫般蔓延。全师雄看谁都像是内奸，王鸾和张廷翰互相视为生死仇敌，李承珪则开始为自己和家族寻找后路。绵州叛军高层，已是人人自危，同床异梦。
时机，成熟了。
当关于绵州城内讧的详细情报被源源不断送回成都时，曹彬知道，最后一击的时刻到了。
他并未立即发动总攻，而是下令前线部队，加强对绵州外围据点的清除，进一步压缩叛军的生存空间，同时，让细作在绵州城内加大宣传力度，散布“朝廷只诛全师雄，余者不问”、“顽抗者城破之日，尽数屠戮”等真假掺半的消息，持续施加心理压力。
内忧外困之下，绵州叛军的崩溃，已然进入了倒计时。曹彬不费一兵一卒强攻城墙，仅凭智谋离间，便已让这座看似坚固的堡垒，从内部开始瓦解。
他站在节堂的舆图前，目光平静地注视着绵州。这一次，他不仅要夺城，更要借此机会，将叛军的核心领导层，连同其反抗的意志，一并彻底摧毁。智者用间，其利断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