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老院的决议案第737号，如同一道精密定义的规则，在三天后下达。它批准了“规则共生学”研究团队将实验规模扩大至k7节点周边五个同类型“规则孔隙”，并授予了相应的资源配额。然而，决议案同时附加了十七条补充条款，包括但不限于：实时数据无条件共享至技术伦理审查局、每次实验前需提交详细预案并通过联合安全小组审核、以及周维的监督权限同步提升，拥有在“判定存在即刻系统性风险”时强制中止实验的最高权限。
枷锁依旧，只是活动的半径被稍稍放宽了几公分。
陈星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切。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政治的妥协从来不是胜利的终点，而是更复杂斗争的开始。他和团队立刻投入工作，将临时观测站升级为具备多线程操作能力的半永久性前哨站，代号“倾听者”。
新的挑战立刻涌现。并非所有规则孔隙都像a-3那样“健谈”。
β-1孔隙对任何引导都反应迟钝，仿佛一块冰冷的规则顽石。γ-2孔隙则表现出强烈的排异性，任何能量接近都会引发剧烈的规则湍流，险些损坏一台高精度传感器。只有δ-4和e-5孔隙，在经过反复的、耐心的“沟通”后，才逐渐展现出与a-3类似的、微弱的协同倾向，但其“性格”截然不同——δ-4响应缓慢但极其稳定，e-5反应迅捷但波动剧烈。
构建多节点协同网络的第一次尝试，因节点间规则频率难以同步而失败，甚至引发了小范围的规则干涉，触发了安全警报。周维在那次事件中，手始终悬停在紧急中止按钮上，但最终选择了沉默，看着陈星团队在十分钟内手动平复了波动。
“我们需要一个‘协调器’。”苏茜在事后分析中指出，“单个节点的优化不足以保证网络的稳定。它们之间需要一种…统一的‘语言’。”
这个提议，触及了更深层次的禁忌。这意味着，不仅要与碎片沟通，可能还需要引导碎片之间进行沟通。这其中的不可控性，让联合安全小组的第一次预案审核会议就充满了火药味。
与此同时，赵中丞派系的反制也开始了。他们并未直接攻击实验本身，而是选择了一个更迂回的角度。一份由数位德高望重的、并非纯化派系的基础规则理论家联名提交的质询书，被送到了元老院。质询书的核心论点是：在当前外部威胁迫近的背景下，将大量科研资源和计算力投入一个“远期前景不明、且存在固有风险”的新方向，是否会影响对现有防御体系的维护与升级？这是否是一种战略上的短视？
这个问题极其犀利，它巧妙地将科学争论提升到了资源分配和文明战略的高度，成功撬动了一部分中间派官员的疑虑。
张清远不得不在元老院的辩论厅里，花费大量唇舌解释“规则共生学”的远期防御价值与对现有体系可能的增强作用，疲于应对各种关于资源挤占的诘问。
压力，从实验室内部和外部的规则层面，延伸到了资源与政治的战略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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