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伙子过意不去，说去买箱奶，他拦了好几回没拦住。”杨爱国看向供桌，烛火映着烟杆上的浅纹，“最后小伙子从顺达超市扛来箱奶，弯腰谢了好几回才走。我父亲后来跟我念叨，‘不是图啥，人家丢了东西多着急，咱拿着心里不踏实’。”
回过神，他又说起父亲的工作：“上班几十年，他没迟到过一次，很少因家里事请假。拿一样的工资，他干的活总比别人多。粮站收粮忙，他主动留到天黑；绿化队栽树，他帮年轻同事扛树苗。有次绿化队发奖金，领导多给三十块，说‘老杨辛苦’，他高兴了好几天，说‘领导还记着我，单位里都喊我杨师傅’。”
“他总觉得家里人没像单位那样重视他。”杨爱国的声音低了些，“可他不知道，单位里的‘杨师傅’，多是点头之交的客气。同事一起做事，犯不着为小事红脸，哪像家里，亲人之间才会掏心窝子吵架。”
台下安静下来，有人想起过去的事——早年村里穷，家家户户种菜地，谁家鸡啄了别家菜苗，能站在门口骂半天。杨爱国也想起这些，声音轻了些：“现在不一样了，不是怕吃亏，是觉得犯不着。与其吵架，不如多歇会儿，或者多挣点钱，哪怕去牌场寻个乐子。人日子过好了，心也宽了，这或许就是进步吧。”
他把悼词叠好，轻轻放在老烟斗旁边。风从灵棚缝隙吹进来，烟杆轻轻晃了晃，像父亲在应和。杨爱国知道，父亲的“诚”没随人走——那藏在老烟斗里的认真，那刻在骨子里的踏实，早成了他往后日子里的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