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回我又犯了病，高烧不退，父亲抱着我往卫生院跑，到了才知道要输液，得先交医药费。他站在卫生院的走廊里，搓着手来回走，最后咬咬牙，连夜回了村，敲开了生产队队长家的门。“队长，您看我家这娃……又得输液，家里实在没辙了。”老队长没等他说完，就朝会计喊：“他要多少，你先给他支上，年底从工分里扣！”会计也没多问，父亲小声说“10块”，会计从抽屉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10块钱，塞到了父亲手里。后来父亲总说，那10块钱是救了我的命，要是没花完，他还会一分不少地还给队里。
在卫生院最难熬的日子，我总哭闹着要找母亲，父亲急得满头汗。有天临床的一位老爷爷，见父亲蹲在床边唉声叹气，就把手里的烟斗递了过去：“兄弟，抽一口吧，缓缓劲，娃看着精神好多了。”父亲本不常抽烟，却还是接过了烟斗，对着煤油灯点燃，猛吸了一口。烟味呛得他咳嗽，可他却没放下——后来他说，那时候心里压得慌，那口烟竟像给了他点撑下去的力气。
别的孩子半岁多就会爬，一岁多就能扶着墙走，我却直到三岁才慢慢学会蹒跚迈步。老家人都说我“有福气”，能在爸妈和奶奶的怀里多赖三年。可我知道，那“福气”背后，是父亲连夜跑队里借钱的背影，是素琴阿姨没穿稳的鞋，是临床爷爷递来的那支烟斗，是穷日子里，所有人伸过来的暖手。
如今再想起1976年，想起那些裹着煤油灯味、烟草味的日子，总觉得格外踏实。我的童年，没有精致的玩具，没有可口的零食，却有父亲为我奔波的脚步，有邻里间不求回报的帮忙，还有那支在艰难岁月里，悄悄暖了人心的老烟斗——它们像一束光，照亮了我从啼哭到蹒跚的童年，也让我知道，再苦的日子，只要有人惦记、有人帮扶，就总能熬出甜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