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那年春天，二嫂突然疼得直不起腰，被送到县医院检查，结果出来时，二哥拿着化验单的手都在抖——肠癌晚期。
那天杨爱国正在学校上课，接到三哥的电话，他攥着电话筒，耳朵里嗡嗡作响，脑子里全是二嫂笑着给她烤红薯的模样。他请假往医院赶，病房里挤满了人，大哥杨战国从城里赶回来，手里提着大包小包的营养品；三哥杨护国正跟医生说着什么，眉头皱得紧紧的；四哥杨卫国蹲在走廊里，手里夹着烟，却没点燃。
二嫂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得像张纸，看见杨爱国进来，勉强笑了笑：“爱国来了，快坐。”杨爱国走过去，握住她的手，才发现她的手瘦得只剩骨头，冰凉冰凉的。
“二嫂，你别怕，我们都给你凑了钱，医生说能治。”杨爱国的声音发颤，他不敢看二嫂的眼睛，怕看见里面的绝望。
二嫂却摇了摇头，轻声说：“爱国，我知道我的身子，别浪费钱了。娃还小，钱留着给娃读书。”她顿了顿，又说：“你二哥这辈子不容易，我走了以后，你多劝劝他，别总闷在心里。”
那段日子，二哥像变了个人。他不再闷着不说话，每天守在病房里，给二嫂擦脸、喂饭，夜里就趴在床边睡。有次杨爱国撞见二哥偷偷抹眼泪，看见他进来，赶紧把脸转过去，用袖子擦了擦眼睛，嘴硬道：“眼里进沙子了。”
可癌细胞还是没日没夜地啃噬着二嫂的身子。她越来越瘦，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去世那天，正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蝉鸣声吵得人烦躁，杨爱国守在病房外，听见二哥的哭声，像头受伤的野兽，撕心裂肺。
二嫂走后，二哥把自己关在屋里，整整三天没出来。后来他终于开门时，眼睛肿得像核桃，头发也白了大半。他没再跟人吵过架，也没再发过脾气，只是变得更沉默了，常常坐在院角的月季花丛旁，望着远方发呆，手里攥着二嫂生前纳的鞋底，上面的针脚密密麻麻，还没来得及纳完。
烟蒂在地上摁灭时，杨爱国忽然听见院外传来蝉鸣，跟二嫂走的那天一样响亮。他站起身，走到月季花丛旁，蹲下来，像二嫂当年那样，轻轻拂去花叶上的灰尘。风里好像还飘着二嫂的声音，温柔又清晰：“爱国是个实诚孩子，将来肯定有出息。”
他望着远处的麦田，眼眶忽然湿了。原来有些告别，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而是藏在蝉鸣里，藏在月季花丛中，藏在那些没说完的话里，在某个酷热的夏天，悄悄断了踪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