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了片刻，他才又拉回之前的话题，说起自己的父亲：“我家老爷子叫杨守业，”喉结又滚了滚，声音压得更低，“现在想想，我奶奶给起的这名，倒像句反话——命理学里说‘名里越有啥，人越缺啥’，这话在他身上准得很。他叫‘守业’，可咱家里三代贫农，压根没家业可守，他自己花钱更是没半分计划，看见顺眼的东西就想往家搬。”
早先家里四口人，人手一辆自行车，本就够用。可杨守业不知听了谁的劝，非要去邻村郭晓燕家的专卖店里，找她爱人丁奇买那阵子正畅销的黑马自行车。“人家看是同村，500 块的车便宜了 20，480 块钱揣着新车回来，嘴都合不拢。”杨爱国笑了声，那笑声里满是无奈，“他攥着车把跟我们显摆，‘你们看这链条，多结实！再看这框架，多稳当！提起来多趁手！黑马是名牌，买东西就得买名牌！’那股子得意劲儿，好像买的不是自行车，是啥稀罕宝贝。”
变故出在杨爱国回老家用的那天。他本想骑老爷子的黑马自行车去广场逛逛，特意锁好了车，可转头的功夫，车还是没了影。“我当时就慌了，赶紧报警。警察来做了笔录，说让等通知。”他叹了口气，“那时候丢自行车太普遍了，哪像现在，街头堆着满是共享单车，谁还偷自行车？卖也卖不了三十二十，被抓了还得算盗窃罪。可那时候不一样，一辆黑马自行车，在老爷子眼里比啥都金贵。”
车丢了，杨守业第一个念头就是让杨爱国赔钱。可那会儿杨爱国还没发工资，他便转头朝老母亲要钱，非要再买一辆新的黑马自行车。老母亲耐着性子劝：“家里又不是没车骑，你先将就几天不行吗？”这话却像戳了杨守业的火，他梗着脖子喊：“不行！我就要新的黑马！”
那天杨爱国没在家，后来是老母亲红着眼眶跟他说的——两人从傍晚吵到深夜，杨守业急了眼，竟动了手。那时候“家暴”的概念还不普及，可老母亲身上的伤，却重得让人心惊。
第二天一早，老母亲像往常一样起来给全家做饭，然后骑着自行车出了门。杨爱国还以为她是去地里干活，没成想没过多久，她就自己回来了。进门后，她没说话，径直走到窗台边，拿起那瓶用来除虫的农药，拧开了瓶盖。
“幸好那天李嫂来串门，眼疾手快把瓶子夺了下来，赶紧送医院洗胃。”杨爱国的声音有些发颤，酒杯里的酒晃得更厉害了，“折腾了七天，老母亲才从医院出来。可那道坎，她这辈子都没过去——她总说，跟杨守业过了这么多年，在他心里，自己还不如一辆自行车金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