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卫国的烟蒂在烟灰缸里堆成了小山，手机屏幕亮了又暗，催债短信像附骨之疽——母亲的降压药还能撑五天，儿子小远的校服袖口磨破了边，妻子王淑萍在电话里总说“家里没事”，可他听见了她跟邻居借酱油时的局促。四十岁的男人，攥着每月四千块的工资，连喘口气都觉得带着债味。
“济源富士康打卡三月，返费七千五”，劳务市场墙上的红纸黑字，像道闪电劈进他混沌的日子。他揣着仅有的积蓄买了车票，临走前王淑萍把煮好的茶叶蛋塞进他背包：“车间里饿了垫垫，别舍不得买饭。”小远抱着他的腿哭，问“爸什么时候回来陪我过中秋”，他蹲下来擦了擦儿子的眼泪，把“说不定回不来”咽成了“中秋爸给你带月饼”。
富士康的宿舍挤着八个人，汗味混着泡面香飘在空气里。流水线的零件像长了脚，杨卫国的手被磨得通红，组长的呵斥声总在耳边转：“跟不上就滚蛋，有的是人想干！”他咬着牙熬，午休时啃着冷馒头，把返费政策的截图翻出来看——七千五，够还一半的债，够给小远买新校服，够给母亲买半年的药。他跟自己说，再难，撑过三个月就好了。
日子在机械的重复里滑到八月，中秋的气息从工友的电话里飘出来。有人说要请假回家，有人说要给家里寄月饼，杨卫国也盘算着跟组长求个情，哪怕只回去一天。可没等他开口，麻烦先找上了门——张正财的电话打了过来。
张正财是他以前的同事，去年杨卫国在镇上开了家小手机店，张正财来参加店里的上海某公司推广活动，交了七百九十九元，说能领个路由器还能返现。当时张正财嫌路由器占地方，让杨卫国把路由器留下，自己只拿了一百元返现。现在，张正财在电话里喊得震天响：“卫国！你还记得去年那活动不？上海那公司跑了！我这七百九十九大洋打水漂了，你得赔我！”
杨卫国懵了，赶紧解释：“正财，那是上海公司的活动，我就是帮着代收个钱，现在公司出事了，警方都介入了，你得等程序走下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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