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老烟斗与戒烟往事里的乡村记忆
父亲的老烟斗还挂在堂屋的墙钉上，红褐色的烟杆被岁月摩挲得泛着温润的包浆，铜制的烟锅边缘有些许磨损，却依旧透着一股沉甸甸的质感。每次回老家收拾屋子，我总忍不住伸手摸一摸那冰凉的烟锅，指尖触到烟杆上深浅不一的纹路时，思绪总会不自觉地飘回去年回乡的那个午后——就是在那天，我偶遇了于叔，也听他讲起了关于家风、担当与戒烟的乡村故事。
那天的阳光格外柔和，穿过村口老槐树的枝叶，在水泥路上洒下斑驳的光影。我提着给母亲买的点心刚走到巷口，就看见一位戴着厚镜片眼镜的老人坐在墙根下的小马扎上，手里捧着一本翻得有些卷边的书，看得格外专注。走近了才认出，是多年未见的于叔。他的眼镜片厚得像瓶底，透过镜片能看到他眼角的皱纹，可眼神依旧清亮，像藏着星星。“这不是小子吗？多久没回村了！”于叔抬头看见我，连忙合上书站起身，声音洪亮得不像年过七旬的人。
墙根下还坐着几位纳鞋底、聊家常的乡亲，见我来了，都热情地招呼着。我顺势从口袋里掏出烟盒，先给旁边几位抽烟的大爷递了烟，又转向于叔：“于叔，您也来一根？”没想到于叔却摆了摆手，笑着说：“哎呀，我戒了。”
我这人向来爱开玩笑，听他这么说，立刻故意瞪大了眼睛：“哟，是我婶婶的家规太严，管着您不让抽了？”这话一出口，墙根下的人都忍不住“哈哈哈”笑了起来，于叔也被逗得眼镜都滑到了鼻尖，他伸手推了推眼镜，脸上满是笑意。我怕他误会，连忙补充道：“没事没事，叔叔，我跟您开个玩笑，您别往心里去啊。”
“没关系没关系，”于叔摆了摆手，语气里满是温和，“你是不知道，我已经戒了好多年了。”我有些惊讶，印象里于叔以前是抽烟的，便追问：“可我记得您以前烟瘾不小啊，啥时候开始戒的？”于叔想了想，慢悠悠地说：“我现在是彻底戒了，从2020年开始就没碰过。不过最早想戒烟，还是因为咱们国家第一次提无烟日的时候——那是1987年，当时定的是4月7号。”
我愣了一下，没想到于叔对无烟日的日子记得这么清楚。他见我疑惑，又接着说：“后来没过两年，世界无烟日就改成5月31号了，跟咱们国家的无烟日也统一了日子。那时候我就想着戒烟，可没坚持下来，直到2020年身体提醒我，才真正把烟彻底戒掉。”
听他这么一说，我连忙把烟盒收了起来，不好意思地说：“哦，原来您早就戒了，那我就不强让您了，可别因为我这一下勾起您的烟瘾。”于叔笑着拍了拍我的胳膊：“行行行，你这孩子还是这么周到，放心吧，早没瘾了。”
我们重新坐回阴凉里，话题也从戒烟慢慢聊到了过去。于叔说：“你别看我现在戴副眼镜像个‘文化人’，其实我就高中毕业。不过在我们那会儿，能读完高中可不简单，全村也没几个。”他说这话时，语气里带着几分自豪，也有几分对旧时光的感慨。我这才知道，于叔的父亲，也就是我们都尊称为于爷爷的老人，曾是孟县林场的负责人，还是一位有着多年党龄的老布尔什维克。“我爹这辈子，最讲‘规矩’二字，对我和我弟存国的要求，严得没话说。”于叔的话匣子一打开，那些藏在岁月里的家风故事，就像涓涓细流般缓缓淌了出来。
于爷爷年轻时在孟县林场工作，从普通的护林员干到负责人，靠的全是踏实肯干和一股子韧劲。那时候林场条件艰苦，冬天要顶着寒风巡山，夏天要冒着酷暑护林，于爷爷从来没喊过一声累。作为老布尔什维克，他把“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刻进了骨子里，对自己严格，对子女更是近乎“苛刻”。于叔说，他小时候最怕的就是父亲的眼神，只要自己做错一点事，父亲不用说话，光是那严肃的目光扫过来，他就会立刻低下头承认错误。“我爹常说，做人要正派，做事要公道，尤其是家里有人当干部，更不能搞特殊化。”这句话，于叔记了一辈子，他的弟弟于存国也记了一辈子。
于存国比于叔小几岁，年轻时曾担任我们村的副村长、副支书，是村里出了名的“实在人”。我对他的印象还停留在小时候——每次村里有活动，他总是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手里拿着个笔记本，挨家挨户地征求意见，遇到老人小孩，总会停下来聊上几句，笑容特别亲切。于叔说，存国刚当村干部那会儿，于爷爷特意找他谈了一次话，语气严肃：“你在村里当干部，是村民信得过你，不是让你给家里谋好处的。要是敢用职权安排自己人，就别认我这个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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