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爱国见小伙子哭得肩头发颤，忙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纸巾——是超市里常卖的一块钱一包的简易包装，纸面算不上细腻，却带着刚从衣袋里捂出的一点温度。他抽出两张，轻轻递到小伙子面前：“擦擦吧，有啥事儿慢慢说，哭也解决不了问题。”
小伙子接过纸巾，指尖蹭过粗糙的纸面，低头用纸巾按了按眼角，把涌出来的泪意压了压。等呼吸渐渐平稳些，他才抬起头，眼眶还是红的，声音却比刚才清晰了些。火车哐当哐当的节奏里，他望着窗外飞速倒退的树影，慢慢跟杨爱国讲起了藏在心里的事——那些没说出口的委屈、突然袭来的打击，还有压得他喘不过气的无奈，都随着火车的颠簸，一点点融进了车厢里混杂着泡面香与烟草味的空气里。
后来杨爱国把小伙子的话整理成了一段文字，字句间都是普通人藏不住的心酸：
父亲的老烟斗，是我记忆里最醒目的物件。那是个黄铜斗、乌木杆的老物件，斗身上被岁月磨出了温润的包浆，杆尾还缠着圈褪色的蓝布条——那是母亲早年怕父亲硌手，一针一线缝上去的。从我记事起，父亲只要往田埂上一坐，烟杆就会架在指间，烟丝点燃时的“滋滋”声，混着泥土的腥气，成了家里几十年不变的背景音。那时候我总以为，这烟斗会陪着父亲，在这片土地上一直抽下去，直到烟杆被磨穿，直到父亲的腰再也弯不下去。却没料到，最后这烟斗凉透的那天，也成了我们家与土地告别的日子。
父亲是地地道道的庄稼人，这辈子就认一个理：土地不欺人，你对它好，它就给你饭吃。我们村在淮河边上，地势低洼，好年景里玉米能长到齐肩高，穗子饱满得压得秸秆直晃；花生埋在土里，刨出来时带着湿泥，剥开就是油亮的果仁。可遇着涝年，一场暴雨下来，地里能行船，玉米秆泡得发黑，花生在泥里烂成浆，一年的收成就全泡了汤。即便这样，父亲也从没抱怨过。他常说，他的爷爷就是靠这片地把爹拉扯大的，他小时候饿肚子时，是地里的红薯、花生救了命，这土地是家里的根，不能丢。
上世纪九十年代，村里开始有人外出打工，年轻人们揣着身份证往南方跑，回来时穿着皮鞋，说着村里人听不懂的话。有次堂叔从广州回来，劝父亲把地租出去，跟着他去工地上干活，“一天能挣五十块，比在地里刨玉米、挖花生强多了”。父亲当时正蹲在门槛上装烟丝，听了这话，烟斗往石磨上磕了磕，烟灰簌簌落在地上：“我走了，地怎么办？荒了多可惜。”堂叔叹着气说他“死脑筋”，父亲不恼，只是把烟杆塞进嘴里，猛吸了一口，烟雾从鼻孔里出来，绕着他额头上的皱纹慢慢散开。那天晚上，母亲跟父亲商量，说邻居家的小子在深圳开了厂，想让我去学技术。父亲沉默了半天，最后摸出烟斗，却没点燃，只是摩挲着斗身：“让娃去闯闯吧，别跟咱一样，一辈子困在地里种玉米、挖花生。”
我走的那天，父亲凌晨四点就起来了。他没去送我，只是扛着锄头往地里走，背影在晨雾里缩成一个小黑点——那片地当时种着花生，他大抵是去看看刚冒芽的苗。母亲偷偷告诉我，前一晚父亲在堂屋里坐了半宿，烟斗抽得“滋滋”响，烟灰缸里的烟蒂堆成了小山。后来我在深圳打工，每次打电话回家，母亲总说父亲一切都好，就是每天还是要去地里转两圈，玉米抽穗时他会蹲在埂上数叶片，花生结果时他会扒开土看看果仁，看完就坐在田埂上抽会儿烟，有时候能坐大半天。有次我寄了条烟回去，母亲说父亲舍不得抽，把烟丝拆出来，混着自己种的旱烟一起抽，说“这样烟味更醇”。我知道，他不是舍不得烟，是舍不得跟土地有关的那些习惯——就像老烟斗里的烟丝，混着的是他一辈子侍弄玉米、花生的念想。
变故是从五年前开始的。村里来了个老板，说要搞“规模化种植”，劝村民把地租给他种果树，每亩地一年给八百块租金。村里人大多动了心，毕竟不用再顶着日头掰玉米、弯腰挖花生，坐着就能拿钱。父亲却犯了难，他蹲在村口的老槐树下，跟几个老伙计商量，手里的烟斗半天没点燃。老伙计们劝他：“你都六十多了，还能干几年？把地租出去，在家享清福多好。”父亲摸着烟斗杆上的蓝布条，声音有点哑：“这地种了一辈子玉米、花生，要是租出去，以后想再种庄稼，就种不成了。”可架不住村里人的劝说，也架不住母亲念叨“娃在城里买房要花钱”，最后父亲还是松了口。签字那天，他拿着笔的手抖了半天，签完字后，又去以前种花生的地里转了一圈，坐在田埂上抽了一下午烟，烟斗里的烟灭了又点，点了又灭。
没过多久，父亲就后悔了。那老板种的果树第一年就出了问题，因为土壤不合，果树死了大半。老板不愿意亏本，偷偷跑了，留下满地的烂树苗和没结的租金。村民们急了，聚在村口骂，有人提议把地收回来自己种，可地里的树苗挖不干净，根系盘在土里，想种玉米、花生难上加难——玉米怕土不透气，花生怕根系抢养分。父亲看着满地的狼藉，蹲在地上，双手插进泥土里，指缝间全是土渣和碎根。那天他没抽烟，烟斗揣在怀里，一直没拿出来。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父亲像是变了个人。他不再每天去地里转，只是坐在家门口的石凳上，手里握着烟斗，却很少点燃。有时候母亲让他去赶集，他走在路上，看见别人地里绿油油的玉米、矮矮的花生苗，会站在路边看很久，眼神里满是羡慕。有次我回家，看见父亲在院子里翻出了以前的锄头，锄头柄已经裂了缝，他用布条缠了又缠，然后在院子里的空地上挖了个小坑，种了几棵花生、几株玉米。每天早上，他都会去浇水，看着花生冒出嫩红的芽、玉米抽出新叶，脸上才会露出点笑容。
去年春天，邻村的张叔来找父亲，说他想承包两百亩地种玉米和花生，问父亲愿不愿意一起干，“咱们都是老庄稼人，懂玉米要蹲苗、花生要控旺，肯定能行”。张叔还说，现在国家有政策，种粮有补贴，银行还能贷款，只要好好干，玉米亩产千把斤、花生亩产几百斤，肯定能挣钱。父亲听了，眼睛一下子亮了——他这辈子最熟的就是玉米和花生，怎么施肥、怎么防涝，他闭着眼都能说出来。他跟张叔聊了一下午，从玉米选种聊到花生拌种，从苗期除草聊到后期防病虫害，手里的烟斗终于又点燃了，烟雾里满是久违的干劲。那天晚上，父亲跟我打电话，声音里带着兴奋：“娃，我跟你张叔承包了地，秋天收了玉米和花生，就给你凑点钱，让你把房贷提前还点。”我劝他别太累，年纪大了要注意身体，他却说：“我还能干几年，趁现在还动得了，再种一季玉米、花生，再为家里挣点钱。”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