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老烟斗挂在堂屋的木板墙上，枣红色的烟杆被摩挲得发亮，铜制的烟锅包浆温润，像一块浸了岁月的玉。每次家里打扫卫生，我想把它取下来擦擦，父亲总说“不用，就这么挂着好”。后来我才懂，那不是普通的烟具，是他藏着青春与热血的“时光匣子”——每当暮色漫进窗棂，父亲取下烟斗，填上烟丝，打火机“咔嗒”一声响，火星在烟锅里明明灭灭时，他就会打开话匣子，讲起半个多世纪前“农业学大寨”的日子。那些故事里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满是一代人用锄头、汗水和信念写就的激情，听得我仿佛也站在了当年的田埂上，看见风里飘着麦香，听见乡亲们的号子声穿过时光，依然响亮。
父亲出生在六十年代初的鲁西南小村，村后是光秃秃的土坡，村前有条季节性的小河，遇上旱年，地里的玉米能旱得叶子卷成筒，遇上涝年，又能淹得颗粒无收。他常说：“那时候最愁的就是老天爷，靠天吃饭的日子，心里没底。”直到收音机里开始反复播大寨的故事，村里的大喇叭每天清晨准时响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平静的小村才算真正“活”了过来。
第一次听说大寨，父亲才十五岁，跟着村里的大人去公社开会。公社书记站在土台上，手里攥着一张印着大寨梯田的报纸，声音洪亮得能传到二里地外：“同志们！看看人家大寨！在石头缝里刨粮食，把荒山坡改成高产田，人家能做到，咱们为啥不能？”台下的人都伸长了脖子，盯着报纸上那一层层像楼梯似的梯田，有人小声议论：“那得费多少劲啊？”书记听见了，拍着桌子说：“劲是省出来的吗？是干出来的！人家大寨人白天凿石头、修梯田，晚上在煤油灯下学技术，没有机器就靠手挖肩扛，没有水源就修蓄水池，这股子劲，咱们得学！”父亲站在人群后面，攥着衣角的手越攥越紧，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烧着了——他想起自家那几亩薄田，想起每到秋收时母亲看着瘪谷穗叹气的样子，突然觉得，也许真的能像大寨那样，把日子过出个新模样。
从公社回来后，村里立刻成立了“学大寨领导小组”，村长任组长，父亲因为年轻、识字，被选进了“青年突击队”。突击队的任务是先平整村东头的那片乱石坡，计划把它改成三亩水浇地。开工那天，天还没亮，村里的铜锣就“哐哐”响了，父亲揣着两个玉米面窝头，扛着家里唯一的一把洋镐就往坡上跑。到了地方才发现，坡上已经站满了人，男人们扛着锄头、铁锹，女人们提着竹篮、拿着镰刀，就连村里的老党员王大爷，也拄着拐杖来了，说要给大家“搭把手递个工具”。
村长站在一块大石头上，喊着号子：“同志们，咱们今天就跟这乱石坡较劲！大寨人能凿开石板山，咱们就能刨平这乱石岗！”话音刚落，人群里就响起一片响应声，洋镐砸在石头上的“叮叮当当”声、铁锹铲土的“沙沙”声、人们的吆喝声混在一起，在清晨的山谷里回荡。父亲的任务是用洋镐凿开石头缝，再把碎石块搬到坡下。洋镐比他想象中重，没凿几下，手心就磨出了水泡，水泡破了，渗出血来，沾在洋镐把上，又黏又疼。他想歇会儿，抬头看见旁边的李婶正背着一筐碎石往坡下走，筐子比她人还高，压得她腰都弯了，可她脸上却笑着，还跟身边的人说：“这点累算啥？等咱们把地种上，明年就能收玉米，娃们就能吃上白面馒头了！”
父亲咬了咬牙，又举起了洋镐。中午太阳最毒的时候，村长喊大家歇会儿，女人们拿出带来的水壶，给男人们递水，男人们则把自己的窝头分给孩子和老人。父亲啃着干硬的窝头，看着坡上已经开出的一小块平地，心里突然觉得特别踏实——那是他们一镐一锹凿出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希望。下午接着干的时候，有人提议“比一比”，看哪个小组凿的石头多、平的地广。父亲所在的小组立刻响应，几个人分工合作，有人凿石头，有人搬碎石，有人平整土地，干劲更足了。夕阳西下的时候，村长用脚步量了量，他们居然平整出了半亩地！那天晚上，父亲回到家，倒头就睡，梦里都在凿石头，可第二天清晨，铜锣一响，他还是第一个爬起来，扛着洋镐往坡上跑。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三个多月，从春末到夏末，村里的男女老少几乎天天泡在乱石坡上。手上的水泡磨成了茧，身上的衣服被汗水浸透了又晒干，晒出一层白花花的盐渍，可没人叫苦，没人退缩。有一次下大雨，坡上泥泞难行，村长说“今天歇一天”，可父亲和几个青年突击队的队员还是偷偷去了坡上——他们怕雨水冲坏刚平整好的土地，就冒雨用塑料布把地盖起来，又在旁边挖了排水沟。雨停的时候，他们浑身都湿透了，冻得瑟瑟发抖，可看着完好无损的土地，却笑得特别开心。
秋天的时候，乱石坡终于变成了三亩平整的土地，村里又组织大家修水渠，把村后的河水引到地里。水渠开工那天，公社书记特地来了，还带来了一台抽水机，说“这是给咱们村的奖励，好好干，争取明年多打粮食！”父亲记得，那天村里杀了一头猪，全村人聚在一起吃了顿“庆功饭”，虽然只有白菜炖肉，可大家吃得比过年还香。饭桌上，有人说：“咱们这才刚开始，以后还要学大寨，把村后的土坡都改成梯田，再建个水库，让咱们村年年都丰收！”父亲端着粗瓷碗，看着身边满脸笑容的乡亲们，突然觉得，“农业学大寨”不是一句口号，是大家心里共同的目标，是让日子越过越好的盼头。
除了改地修渠，村里还经常组织“学大寨经验交流会”，每次都要请去过大寨的人来讲课。父亲记得最清楚的是公社的农技员张叔，他去过大寨两次，每次回来都要给大家讲大寨人的“三不伸手”——不向国家伸手要粮、不向国家伸手要钱、不向国家伸手要物。张叔说：“大寨人靠自己的双手，把穷山恶水变成了好地方，咱们也要靠自己，不能总想着靠国家。”他还教大家大寨的“耕作法”，怎么选种、怎么施肥、怎么防治病虫害，父亲每次都听得特别认真，还把要点记在小本子上，回家后再教给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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