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十四年的初夏，应天城在一场连绵数日的透雨之后，终于迎来了久违的澄澈阳光。
雨水洗刷了宫阙殿宇上的积尘，琉璃瓦反射着耀目的金辉，连带着翰林院庭院中那些蓊蓊郁的古木，也舒展出格外鲜亮的翠意。空气中弥漫着泥土与草木的清新气息，仿佛连日来的阴郁沉闷都被这一场甘霖涤荡而去。
然而，在这片表象的明净之下，那股自帝国权力核心滋生、并悄然蔓延至官僚体系末梢的紧绷感，却并未随之消散，反而如同这初夏的气候，在阳光照射下，蒸腾起一股更为黏稠、更令人窒息的低压。
文华殿那场关于藩王策的奏对，虽仅限于林霄与太子朱标之间，并无只言片语外泄，但其引发的无形涟漪，却已悄然触及了林霄身处的小小漩涡。
林霄依旧每日准时出现在翰林院典籍库，埋首于那浩如烟海的故纸堆中。他负责的《洪武大典》“舆地门”编纂工作，已进入更为精细、也更为繁琐的校勘与定稿阶段。相较于前期广搜博采的宏阔，眼下更多的是需要极致耐心与严谨的字斟句酌。
一页页泛黄的书稿，一行行模糊的刻字，一个个需要考证的人名、地名、典章制度细节，构成了他全部的世界。他比以往更加沉默，行动轨迹更加固定，将自己完全隔绝在学术的壁垒之后，仿佛真的成了一尊只会呼吸墨香的古籍雕像。
同僚们早已习惯了他的存在方式。在大多数人眼中，这位林修撰自从参与了大典编纂的“要务”后，非但没有借此机会攀附钻营，反而愈发显得“不通世务”。他对待那些枯燥考据工作的专注与投入，在那些期待着凭借文章才华直上青云的同僚看来，简直是不可理喻的“自讨苦吃”。
孙耀宗如今见到他，偶尔会停下脚步，用一种混合着些许怜悯与更多是“此子不堪大用”的最终定论的目光扫过他，或许会随口问一句“琼州物产志校得如何了？”语气平淡，再无之前的审视与探询。林霄总是立刻起身，恭敬回答：“回大人，正在逐一核对地方志与前朝笔记异同，力求无误。”态度谦卑，回答得体，将话题牢牢锁定在具体事务上。孙耀宗便会“嗯”一声，不再多言，背着手踱开。
林霄这种“安于本职”、“心无旁骛”的表现，无疑完美符合了上至皇帝、下至掌院学士对他“勤于案牍”的定位，也最大限度地消除了他可能存在的任何潜在威胁。
然而，在这层精心构筑的“书蠹”保护色之下，林霄的头脑却从未停止过高速运转。
文华殿奏对的每一个细节，朱标太子那沉重而疲惫的眼神，那声关于“树欲静而风不止”的叹息，都如同烙印般深深刻在他的心底。
他知道，自己那番“强干弱枝，徐徐图之”的建议，或许为忧心忡忡的太子提供了一种思考方向，但根本无力改变那日益迫近的结构性矛盾。
朱元璋对北疆的强势布防，如同不断收紧的绞索，而朱棣在北平的隐忍与暗中积蓄，则像是地下奔涌的熔岩，寻求着喷薄的裂口。
这表面的平静，不过是风暴来临前最后的间歇，压抑得令人心悸。
这种对大局的深刻忧虑，反而促使他更加珍惜眼前这方由故纸堆构成的“避风港”，也更加坚定了要利用这“编纂大典”的绝佳平台，为自己、也为远在琼州的“方舟”积蓄力量的决心。
他的工作，远非简单的抄录与校勘。
这一日，他负责审核“舆地门”中“江南道·镇江府”部分的一批稿件。稿件由一位名叫吴思贤的翰林编修初步整理完成，内容主要涉及镇江府历代沿革、山川形胜、名胜古迹。
表面看来，文稿引证丰富，文笔流畅，并无明显纰漏。但林霄在核对一条关于城西“蒜山”的典故时，却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丝异样。
稿件中引用了《太平寰宇记》的记载：“蒜山，在城西三里，临江绝壁，相传汉末周瑜与诸葛亮于此议拒曹公，谋算于此，因名。”这似乎是再寻常不过的地理典故引用。然而，林霄记得自己此前在整理另一批前元文人笔记时，曾看到过一种截然不同的说法。
他立刻起身，在密集的书架间穿梭，凭借过人的记忆力和数月来对库藏典籍的熟悉，很快便找到了那册名为《至顺镇江志》的残本。翻至相关篇章，果然看到上面记载着：“蒜山，旧名算山，或云晋代某隐士精于算术，结庐于此，故名。其地险要，南朝时尝为屯兵之所。至唐末，始有附会周郎、诸葛事者，盖因山势临江，便于观览形势耳，然考之正史，二人未尝至镇江，此说实为后人穿凿。”
两相对照，差异立现。《太平寰宇记》成书于北宋，而《至顺镇江志》为元朝所修，后者时代更晚，且明确指出“周瑜诸葛亮蒜山定计”之说为唐末后人附会穿凿。吴思贤在整理稿件时，显然看到了这两种记载，但他却选择了传播更广、也更富戏剧性的前者，而对后者的辨正之说只字未提，甚至未加任何考辨按语。
若在平时，这或许只能算作学术上的疏漏或偏好不同，并非大奸大恶。但在编纂《洪武大典》这等“盛世修典、彰显文治”的重大文化工程中，这种对史料缺乏严谨考辨、甚至有意无意忽略不利于“名人效应”记载的做法，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尤其是在涉及诸葛亮这等被历代君王推崇为“忠臣楷模”的人物事迹时，更应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