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纂大典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绝非翰林院一家可以独立完成。它需要汇集各方面的专业人才。林霄利用筹备组成员的便利，开始以“核实资料”、“请教专家”的名义，有意识地扩大自己的交往圈。
他首先将目标对准了国子监的博士和助教们。这些学官或许官职不高，但往往学有专长，尤其在某些冷僻的经学、史学领域造诣深厚。林霄以晚辈后学的姿态，持着翰林院的公文，虚心向他们请教古籍版本的真伪、典故的源流、名物的考证。他态度谦逊，言辞恳切，所问的问题也都紧紧围绕编书所需，绝不涉及任何敏感话题。几次往来之后，一些原本对翰林官有些疏离的学官，也渐渐对这位踏实好学的年轻修撰产生了好感。通过他们，林霄不仅解决了许多编书过程中的疑难，更间接了解了国子监这个帝国最高学府内部的人员构成、学术风气以及一些不为人知的藏书信息。
其次，他将目光投向了钦天监。大典的“天文历算”部分需要专业支持。林霄以需要核对历代星图、历法沿革为由，与钦天监的几位五官正、监候有了接触。他发现，这些官员虽然地位特殊，但多数醉心于术数研究，对政治相对超然。在与他们讨论《授时历》的改进、或是西域传入的回回历法时，林霄凭借超越时代的数学和天文学常识（当然是以“偶有所得”或“曾阅古籍”的方式提出），往往能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令这些专业人士刮目相看。虽然林霄极为谨慎，只是点到即止，但已足以赢得他们的尊重。通过这条线，他不仅获取了宝贵的天文、地理测绘知识，更对钦天监这个看似神秘、实则可能掌握着某些特殊资源（如地图、海外情报）的机构，有了初步的了解。
更重要的是，林霄开始接触工部缮造司、军器局的一些资深匠作。这在外人看来有些“掉价”，但林霄却甘之如饴。他借口大典需要绘制精细的器物图样、理清工艺流程，经常带着图纸和问题去拜访这些默默无闻的技术专家。与文人交往不同，和匠人打交道更需实在。林霄尊重他们的手艺，对他们赖以生存的“秘技”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但绝不刺探），有时甚至会自掏腰包，准备些酒菜，与他们在工坊外的茶寮酒肆里边吃边谈。他从这些匠人口中，听到了许多官方文书上绝不会记载的、关于材料特性、工艺难点、甚至是一些失败案例的鲜活经验。比如，一位老船匠无意中提及某种岭南特有的木材耐腐蚀性极佳，但不易干燥，容易开裂；一位铸炮师傅则抱怨北方的铁料含硫过高，容易炸膛，而闽粤一带的“洋铁”虽贵但质地更优……这些看似琐碎的信息，都被林霄牢牢记住，经过分析整理，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刻发挥关键作用。
当然，所有这些交往，林霄都严格控制在“工作”范畴内。他绝不结党，绝不私下议论朝政，更不轻易接受馈赠。他的形象，始终是一个纯粹、甚至有些迂腐的学者。但也正是这种“无害”的形象，使得他能够相对轻松地穿梭于不同的圈子，像一只辛勤的蜘蛛，悄无声息地编织着信息网络的节点。
其三，便是借势而为，暗助琼州。
虽然与琼州的直接联系已降至最低，但林霄并未忘记远方的基地。他无法直接传递指令或物资，但却可以利用编书的机会，进行间接的、长远的布局。
例如，在整理农书部分时，他“偶然发现”并“特别强调”了一些关于岭南、琼州地区可引种的高产作物的记载，并在编修组的内部讨论中，以“丰富大典内容，体现圣朝泽被天下”为由，建议将这些内容详细收录。这看似是无心之举，实则是在为琼州未来的粮食自给提供理论参考和知识储备。
又如，在涉及海防图志时，他会有意无意地“考证”出一些前朝关于沿海巡检松懈、卫所空额严重的记录，这既符合朱元璋当下整顿军备的基调，某种程度上也是在暗示沿海管理的漏洞——这些漏洞，或许正是琼州基地可以利用的空间。
所有这些行动，林霄都做得极其谨慎，滴水不漏。他深知自己仍处于朱元璋那无处不在的视线之下，任何过界的举动都可能招致灭顶之灾。他就像一位最高明的棋手，在看似平淡无奇的落子中，隐藏着深远的谋算。
这一日傍晚，风雪初歇，夕阳的余晖给银装素裹的宫城抹上了一层淡淡的金红色。林霄终于整理完手头一批关于前代漕运制度的文献，揉了揉酸涩的眼睛，准备散值回家。他走出翰林院大门，寒风扑面，却让他因久坐而有些昏沉的头脑为之一清。
抬头望向那被晚霞染红的天空，林霄深吸了一口清冷的空气。参与编书这数月，他看似远离了政治漩涡的中心，实则以一种更隐蔽、更深入的方式，嵌入了这个时代的肌理之中。他的知识在积累，他的人脉在拓展，他对这个时代的理解也在不断加深。
“巧借编书之名，行广布耳目之实……朱标殿下，你给了我一个舞台，我必不会辜负这番‘美意’。”林霄心中默念，嘴角泛起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随即迅速收敛，重新变回了那个表情平淡、略显疲惫的翰林修撰，迈步融入了散值的人流之中。身后的翰林院，在暮色中静默矗立，如同一位沉默的巨人，腹中藏着无尽的智慧与秘密，而林霄，正悄然成为这些秘密的挖掘者与利用者。前方的路依旧吉凶未卜，但至少，他手中掌握的筹码，正在一点点地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