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五年的上海，是镶嵌在长江入海口的一颗璀璨明珠，亦是东西方文明剧烈碰撞、光怪陆离的万花筒。
黄浦江上，巨轮呜咽，汽笛声撕破天际，与江边外滩那些哥特式、罗马式、巴洛克式建筑群的沉默威严交织成一曲工业文明的交响。
江这岸，是洋人的租界，马路宽阔，电车铛铛，西装革履的洋行职员与身着旗袍、烫着卷发的摩登女郎步履匆匆；
江那岸，老城厢里，依旧是狭窄的里弄，斑驳的马头墙，吴侬软语的叫卖声与空气中弥漫的油烟、马桶刷洗的气味混杂，固执地维系着江南水乡最后一丝传统肌理。
胡老扁站在十六铺码头的喧嚣中，提着他那略显陈旧的药箱，望着眼前这既熟悉又陌生的都市，恍如隔世。熟悉的是，这里依旧是中国的地界，呼吸着江南潮湿的空气；陌生的是，这扑面而来的西洋景致、快得令人心悸的节奏，以及空气中那股混合了煤炭、香水、汗水和金钱的复杂气味，都与清河县的宁静、督军府的深沉、云岭寨的野性截然不同。
他最终还是离开了督军府。那夜雨中决绝的拒绝，如同在他与苏婉清之间划下了一道深不见底的鸿沟。尽管苏耀祖出于某种考量（或许是欣赏他的医术，或许是不愿与杨虎臣彻底撕破脸，又或许是顾忌女儿的情绪），并未强行挽留，反而赠予了一笔不算菲薄的程仪，但胡老扁知道，那里已非久留之地。
魏永年动用了在沪上的一位故交关系，为他安排了落脚之处。临行前，师兄弟二人执手相看，千言万语化作一声珍重。
魏永年塞给他一个地址和一小袋金叶子，低声道：“沪上龙蛇混杂，万事小心。若有难处，按此地址去寻‘广慈医院’的林慕笙副院长，他是我留洋时的同窗，可信。”
于是，他登上了东去的客轮，顺江而下，将这数月来的恩怨情仇、惊心动魄，暂时抛在了身后那渐行渐远的烽烟与权势之中。他选择了上海，这座远东最繁华、也最复杂的都市，希望借这人海茫茫，隐匿行迹，重拾医钵，过一段平静的行医生涯。
码头上人头攒动，苦力们喊着号子，扛着沉重的货物，脊背弯成一张弓；穿着号衣的包打听目光锐利地扫视着人群；小贩们兜售着五香豆、梨膏糖；穿着破旧旗袍的向导女争先恐后地涌上来拉客……一片混乱而蓬勃的景象。
“先生，要车伐？去啥地方？”一个穿着半旧对襟衫、戴着破毡帽的黄包车夫操着蹩脚的官话凑上来，殷勤地招呼。
胡老扁定了定神，掏出魏永年给的地址纸条：“去这个地方，泥城桥附近，福煦路同春里。”
“晓得了晓得了，先生请上车！”车夫麻利地接过他轻便的行李放在车踏板上，胡老扁坐上车，车夫拉起车把，吆喝一声，便汇入了车水马龙之中。
黄包车在熙攘的街道上穿行。胡老扁看着沿途的景象：高耸入云的银行大楼，橱窗里陈列着琳琅满目洋货的百货公司，霓虹灯初上闪烁的电影院招牌，西装革履与长衫马褂摩肩接踵，人力车、汽车、电车交织并行……这一切，都强烈地冲击着他的感官。这就是上海，一个将古老与现代、奢华与贫困、东方与西方毫无缓冲地挤压在一起的巨大熔炉。
同春里是一条不算宽敞但还算整洁的弄堂，典型的上海石库门建筑，黑漆木门，黄铜门环，高高的围墙隔绝了外界的喧嚣。车夫在一扇标注着“36号”的门前停下。胡老扁付了车资，上前叩响了门环。
片刻，木门上的小窗打开，露出一双警惕的眼睛：“找谁？”
“请问，林慕笙林先生可是住在此处？鄙人胡济仁，受魏永年先生所托前来拜访。”胡老扁拱手道。
小窗后的眼神缓和了些，“吱呀”一声，木门打开。一个穿着干净短褂、管家模样的中年男人站在门内，打量了胡老扁一番，侧身让开：“原来是胡先生，林先生吩咐过了，请进。”
入门是天井，不大，却收拾得井井有条，种着几盆兰草。穿过天井是客厅，中西合璧的布置，红木桌椅与皮质沙发并存，墙上挂着水墨山水画，也悬着西洋风景油画。一个穿着浅灰色西装、戴着金丝边眼镜、年约四十、气质儒雅温文的中年男子从沙发上站起身，迎了过来，脸上带着和煦的笑容。
“这位便是胡济仁胡先生吧？永年在信里多次提及，说您医术精湛，仁心仁术，今日得见，幸会幸会！”林慕笙伸出手，与胡老扁握了握，他的手温暖而干燥，语气真诚，“在下林慕笙，在广慈医院忝任副院长一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