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3月，在初春这样一个寒风料峭的季节里，我的儿子关宁宇呱呱坠地，来到了这个世界。
初为人父，我心里有的不是喜悦，而是对儿子生不逢时的慨叹和一种无形的压力。
张芳芳月子里的营养，儿子的奶粉、尿不湿……
一切一切的生活必需品最后都要用钞票来换取。
而此时还没下岗的我和下岗已经没了什么区别，厂子里已经三个月没开一分钱的工资。
作为家里的顶梁柱，我不能坐以待毙。
我背着张芳芳到厂部提出了下岗申请。
辛科长依旧那么热情，但再也换不来我的起码尊重。
我冷冷的把申请书放到他的面前。
他看了一遍，点点头，拿着官腔：“关宏军，我没看错你，你觉悟很高，带头为厂子排忧解难，值得表扬。你的申请通过了，你去隔壁办一下手续。”
我临走前扔下了一句话：“不是我觉悟高，是你们觉悟太低了。”
他先是一怔，对着我的背影说了一句刺痛我自尊的话：“年轻人，就算我也下岗了，我也比你活得滋润，因为我已经足了。”
他说得话虽然不中听，但却是一句真话。
我用口袋里仅有的四十块钱买了一台二手人力三轮车，每天到家具城门口靠活。
只要看见主顾，等活的这群人就会一拥而上，连喊带叫地互相压价，没揽到活就又带着失落的表情一哄而散。
这群人都是国有企业的下岗工人，没几个人懂得市场规律，他们只能在无序的恶性竞争中，讨着旱涝不均、朝不保夕的生计。
更严重的是这支队伍在日渐庞大，不断有新人加入。
于是我振臂高呼：“兄弟们、工友们，咱们都是下岗工人，就是为了一口饭吃。再这么互相压价，根本赚不到钱。你们当中有几个今天一趟活也没干的？”
人群里有一多半举起手。
“看看，这就是咱们不团结的后果，咱们干不上活饿一顿半顿没关系，可家里的老婆孩子怎么办？”
人群里有人附和我：“对呀，怎么办？”、“兄弟你就说吧，别卖关子了。”
我向人群扫视一周，对大家说：“产业工人最讲纪律性，从今天咱们也定个规矩，有活不准压价，也不准自己接活。今天咱们就成立个工友委员会，由工委会负责谈价钱，然后按顺序轮着干活。这样既能挣到钱，大家又都有活干。我的这个办法怎么样？”
人群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叫好声。
大家按我的办法抓阄排号，然后按序干活。遇到谁过号，概不问原因，只能等下一轮。
有的人说这有些不近人情。
我和大家耐心解释，规矩是大家定的，不能因为讲人情就坏了规矩，一旦开了口子，就会给工委会这些说的算的人寻租空间，就会产生钱权交易。
大家对我的道理可能没太理解，可“钱权交易”这个词他们是深恶痛绝，纷纷支持我秉公办事。
我没想到下岗后不久，我在工友们的拥护下成了工友委员会的头头。
大伙说我振臂一呼的姿势太像电影《列宁在1918》里的列宁，所以他们给我起了个外号“弗拉基米尔”。
唐晓梅问我当领导之后也这么按规矩办事吗？
我肯定的说只要我是一方主官，始终坚持了这一原则，从来没沽名钓誉当一个所谓的“善人”。
她把这定义为有担当。
纸里包不住火，不久张芳芳就知道我主动下岗去当搬运工的事。
她相当不高兴，觉得我一个堂堂大学生竟然去靠卖苦力挣钱，实在是脸上无光。
当我把每天挣的钞票如数放到她手上时，她的脸色就再没有那么难看，算是默认了我的选择。
就这样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白天我去家具城干活，她在家带孩子。晚上在被窝里，我托着疲惫的身子还要满足她无穷无尽的索求。
男女的床笫之事在我这已经变成了例行公事，再也激发不出来半点激情。
渐渐的我对她多了一份理解，一个曾经在车间规律劳动的女工突然转变成一个家庭主妇，她在毫无头绪、杂乱无章的家务中迷失了自我。只有晚上才能在我身上找到一丝慰藉，还时不时被孩子的哭声打断。
有一天，一个三轮车夫喊我：“弗拉基米尔，家具城里的刘老板找你。”
我非常意外，这个刘老板是家具城里最大的商户，听说在这个大楼里是个喊一声楼板都要乱颤的主。
平常干活时偶尔也见过两面，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永远是冷如冰霜、不苟言笑，就从来没见她笑过。
我心里七上八下的到了她的店铺，正赶上她在训手下的营业员。
看见我进来，她挥手赶走了挨训的小姑娘。
上下打量一番后，她问我：“你就是弗拉基米尔？”
我说我是。
“来吧，到办公室谈吧。”
进到她宽敞整洁的办公室，她坐在老板椅里，连请坐都懒得客气。
我深吸一口气，也不客气的坐到对面的椅子上，煞有介事的翘起二郎腿。
不管她出于何种目的，最起码我自己的气势不能输。
“说说吧，你为什么哄抬物价？”
她用质问的口气，眼神非常犀利。
我呵呵笑了，不卑不亢地回答：“我们靠出力挣钱，没卖过什么商品。”
她轻蔑地哼了一声，问我：“你读过《资本论》吗？”
“拜读过。”
“所以你应该知道劳动就是商品。”
她这是想拿马克思压我 ，我只能以彼之矛攻彼之盾。
我义正言辞的回道：“我们正是基于马克思的观点，用斗争的方式降低你们剥削去的剩余价值。”
她竟然噗嗤一声，绽放出笑容。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她笑，也是第一次发觉她是一个很有气质的漂亮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