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从不单独降临。它们像经过精密计算的瘟病，在汴京的肌体上同时找到了三个最脆弱的切口。
政治的血脉骤然梗阻。
李纲，朝堂清流的脊梁，士林仰望的泰山北斗。三日前，他还在垂拱殿慷慨陈词，驳斥与西夏媾和的懦弱。此刻，却像一尊蒙尘的泥塑，戴着沉重的枷锁，被皇城司亲从官从府邸押出。证据“确凿”——数封用契丹文书写、盖有辽国南院大王私印的密信，从他书房暗格取出；一笔来路不明的巨款，存入其远房侄子在江南开设的绸缎庄。动作快得让人来不及思考，流程合规得让人无从指责。
清晨的汴京，薄雾未散。卖炊饼的老王看见，李相公被推搡着走过御街，官袍皱褶，发冠歪斜，脚下甚至趿拉着一只鞋。他试图挺直脊梁，那背影却像被抽去了主心骨。围观的人群寂静无声，只有铁链拖过青石板的“哗啦”声，刺耳地刮过每个人的心头。
经济的命脉突发恶疾。
几乎在同一时刻，汴河之上，维系帝国血液流动的漕运，猝然瘫痪。不是天灾，是人祸。一夜之间，以“永丰”、“顺水”两大漕帮为首，所有运价翻了两倍。理由含糊其辞——“水道不清，风险骤增”。漕船密密麻麻挤在码头，帆樯林立，却如死鱼般搁浅。
河水浑浊的腥气，停滞船只渗出的腐烂水草味，空气中弥漫的焦躁。
船夫们粗哑的抱怨、争吵，算盘珠子被暴躁拨动的噼啪声，取代了往日起锚的号子。
货主们在岸边跺脚、咒骂，脸色惨白如纸。来自江南的稻米、丝绸、瓷器，在舱内开始发酵、霉变。
紧接着，八百里加急抵京——江南东路最大的官仓，“富春仓”，在昨夜燃起冲天大火。火势之猛，连青石板地基都烧得炸裂。存粮百万石，尽数化为灰烬，焦糊的麦香混合着肉烧焦的诡异气味（仓内驻守的兵丁未能逃脱），弥漫数个州县。
军事的神经末梢被悄然切断。
边境的噩耗则更为阴森。接连三座烽燧，如同被无形的手掐灭了喉咙。没有狼烟，没有警讯。直到例行换防的士卒抵达，才发现堡垒内部一片死寂。守军保持着生前最后一刻的姿态——或按刀警戒，或伏案书写，却都已气绝身亡。没有外伤，没有搏斗痕迹，脸上凝固着一种极致的惊愕。西夏最精锐的“铁鹞子”开始在边境线外频繁游弋，黑色的旗帜在朔风中猎猎作响，带着一种耐心的、捕猎前的审视。
靖安司内，气氛凝重如铁。
包拯站在巨大的沙盘前，深青色的官袍像一片凝固的夜。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唯有眼底深处，燃烧着冰冷的、属于法家信徒的火焰。在他的信条里，乱局需用重典，失衡需以绝对的力挽之。
“收押李纲，按《宋刑统》‘谋叛’条彻查，凡有牵连，一体拘问。”
“严令漕运总督，限一日内平抑运价，缉拿煽动首恶。凡囤积居奇、借机生事者，籍没家产。”
“着枢密院，即刻调沿路兵马三千，增援边境。严密监控西夏‘铁鹞子’动向，若有越境，准予临机决断。”
命令一道道发出，清晰，冷硬，不容置疑。这是他赖以成名、也曾力挽狂澜的手段——以律法为尺，丈量一切是非；以权力为剑，斩断所有乱麻。
公孙策欲言又止，他总觉得李纲案证据链完美得过分，像被人精心擦拭过的凶器。但他找不到破绽，在包拯绝对的“法理”面前，任何“直觉”都显得苍白。
展昭领命而去，调动人手，如臂使指。他信任包拯的判断，如同信任手中的剑。
雨墨已潜入漕帮底层，试图从那些醉醺醺的船工和狡猾的账房口中，撬出真相的碎片。
然而，这一次，坚硬的尺子量出了扭曲的维度，锋利的剑斩在了空处，甚至……反弹了回来。
第一根崩断的弦，是李纲。
他在皇城司戒备森严的单独牢房内，用撕碎的囚衣搓成绳，将自己悬挂在了铁窗上。没有遗书，只有用指尖鲜血，在斑驳的墙壁上，留下了四个扭曲、狰狞、仿佛用尽最后力气刻画的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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