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2月初，深圳的冬天罕见地飘起了细雨。合资工厂的财务室里，算盘声噼里啪啦响了一整夜。赵红英盯着账本上触目惊心的赤字，手指无意识地在桌面上敲击着。
又一家银行拒绝了。年轻的会计小张推门进来，脸上写满焦虑，建设银行说我们的抵押物估值不够。
刚从香港参加完经贸洽谈会的齐铁军，冒雨赶回工厂。他脱下淋湿的外套，眉头紧锁：外资银行的贷款条件呢？
汇丰要求年息18%，还要用全部股权做抵押。财务科长摇头，这条件太苛刻了。
就在这时，车间主任老陈急匆匆跑来：红英厂长，原材料只够用三天了。供应商说不见货款不发货。
赵红英猛地站起，受伤的腿一阵刺痛，让她险些摔倒。沈雪梅及时扶住她：你的腿不能这样折腾。贷款的事，大家慢慢想办法。
慢不得！赵红英推开她的手，三百多工人等着发工资，停产一天损失十万。
陆文婷抱着一摞资料进来，眼镜上还沾着雨珠：我核算过了，如果能将能耗降低15%，一个月能省下八万。但这需要改造生产线，先期投入就要五十万。
陷入了一个死循环：要省钱需要先投入，要投入需要先贷款，要贷款需要先盈利。
我去找信用社。赵红英抓起外套，老关系或许能通融。
但现实比她想象的更残酷。信用社主任面露难色：红英啊，不是不帮你。上面刚下了文件，要控制对乡镇企业的贷款规模。
夜幕降临，工厂的灯光在雨幕中显得格外冷清。赵红英独自在车间里踱步，机床静静地停在那里，像一头头沉睡的巨兽。她抚摸着冰冷的设备，想起当年建厂时的艰辛。
有了！她突然眼前一亮，快步走向办公楼。
第二天一早，赵红英召开全体员工大会。站在简陋的主席台上，她的声音格外坚定：工厂遇到困难，但办法总比困难多。我决定，动员大家集资渡难关。
台下鸦雀无声。老工人王大柱第一个站起来：厂长，我存了五千块娶媳妇用的，先拿来应应急。
我出一万。质检员小李接着说，这是我准备买婚房的钱。
短短一上午，全厂筹集了八十万。但这还远远不够。
转机出现在第三天。香港客商林先生来厂验货，得知情况后，主动提出预付半年货款。我看好你们的质量，他说，这点风险值得冒。
然而，新的问题接踵而至。税务所送来通知，要求限期补缴上半年的税款。我们已经申请缓缴了呀。会计小张急得直跺脚。
让我去沟通。陆文婷拿起文件，我研究过最新的税收优惠政策，或许有转圜余地。
在税务局，陆文婷用流利的专业术语解释着政策条款。税务科长从最初的严肃，渐渐露出赞赏的神色：没想到你们对政策吃得这么透。这样，我向局里申请特事特办。
资金危机暂时缓解，但赵红英清楚，这只是权宜之计。深夜，她在办公室里对着财务报表苦思冥想。齐铁军推门进来，递给她一杯热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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