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长好。”我也赶紧跟着问候，只是声音里多了几分局促。
“你们俩，就是昨天宣讲完没回来的那两位女同志吧？”他语气里虽然带着几分严肃，但嘴角却扬着。
我看见他笑意盈盈地看着我们，便没那么紧张了。
“来我办公室一趟。”他说完，转身走进走廊尽头的一间房。
我们跟着他，走进那间办公室。
那是一间不大的屋子，木窗紧闭着，阳光从玻璃缝透进来。
墙边是一张黑漆老办公桌，上头摆着一只大瓷缸，缸边还贴着“为人民服务”的红标语。墙上挂着一张城关县的地图，边角已经卷翘。桌上有几本厚厚的《卫生公报》和《赤脚医生通报》，还有一个风干开裂的印泥盒。
“昨天的事情，不怪你们。”所长一进门就说道，“天气不好，山路又难走，你们又是骑车的，我理解。只是回去晚了点，让大家担心。”
他说着坐到了办公椅上，双手交叠，正襟危坐。
“我叫你们来呢，是让你们回头写个报告，汇报一下这两天的情况，尤其是铜梁镇那边的宣讲。”
“好。”我和蓉蓉同时点头。
所长看向我们，语气缓和下来：“铜梁镇反响如何？”
我侧头看向蓉蓉，示意她说。
蓉蓉微微一笑，语气诚恳：“所长，群众反响很好。他们很认真地听我们讲怎么防治常见病、怎么合理饮食。但有一点，我觉得必须跟您汇报——就是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
所长眉头一皱：“心理健康？”
“是的。”蓉蓉直视他，“我们在讲精神类问题的时候，明显感受到群众的不理解、不接受，甚至有恐惧。他们不知道抑郁、焦虑、精神分裂这些病症，也不知道怎么求助。我想，我们是否可以在下一次宣讲中专门设置一场‘精神卫生专讲’？”
“为疯病专门讲一场？”所长声音提高了一点，“那不是给我们所抹黑？说我们城关的人疯子多？要是让公社领导听了去，还以为我们在造谣，给我们穿小鞋！”
蓉蓉急了：“所长，这不是造谣，这是真问题啊。精神病也是病，不讲才是掩耳盗铃——”
“行了！”所长一拍桌子，脸色冷下来，“郭蓉蓉同志，你太年轻，不知道轻重。你讲呼吸道、讲肠胃、讲防疫都行，精神病？别提了。群众接受不了，组织也不愿意。你们要是坚持，还要我们这个所干什么？”
蓉蓉被噎住了，脸颊涨红，张了张嘴却说不出话。
我站了出来，一步挡在她面前。
“所长，您刚刚说精神病不能讲，是怕群众误会。但请问，群众得了精神病，不了解症状，也没人给他们讲，他们该怎么办？靠天治？靠忍？”
所长一愣，没说话。
我乘胜追击：“再说了，您刚才说讲了会让人觉得‘我们城关疯子多’，那请问，咱们不讲就能让病人变少了吗？还是说，只要我们不说出来，问题就不存在了？”
“我……”所长张嘴，却没词了。
我冷静地看着他：“所长，我读过的书可能不多，但我知道，科学不是靠遮掩进步的，是靠讲出来、查出来、治出来。”
空气陷入一阵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