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年代的二姨婆，会是什么样呢？
“你在想什么？”舒云霆坐在对面，见我发愣，便探过头来问。
“关你什么事，吃你的饭吧。”我低头避开他的目光。
“吃就吃呗，你凶什么啊。”舒云霆嘟着嘴，往嘴里塞了一大口米饭，像是受了多大委屈似的。
桌上一阵哄笑。
曹兰英瞥了我一眼，又偷偷看了看舒云霆，眼神里透着“我懂”的笑意。
我赶紧澄清：“可千万别误会。”
她八卦地点点头，一副“你说你的，我信我的”表情。
吃完饭后，我们回到卫生所，继续为明天的宣讲做准备。
张熙臣和舒云霆则说要先去粮站看看新的调度情况。
“一会儿我们忙完了，就去粮站找你们吧。”蓉蓉朝他俩挥了挥手。
“行，那就一会儿见。”说罢，两人跨上自行车，沿着窄窄的巷道回粮站去了。
“好了，我们也继续搞事业吧。”我笑着拍拍手上的饭渍。
又回到了那间简陋但干净的会议室。木桌上摊着纸张，角落里堆着几本资料，窗外风吹得玻璃轻响。
我和蓉蓉找出从城关带来的宣传资料，开始给王敬山和丁香做简单的辅导。他们是本地的宣传员，热情有余，经验却不多，尤其是对“精神疾病”和“心理问题”这样的新概念，还很陌生。
“我们在城关那边宣讲时，先讲案例，再讲概念。”蓉蓉耐心地说，“让大家知道这不是‘疯魔’、‘中邪’，而是和伤风感冒一样的‘病’。”
“但这……我们这儿的老百姓，怕是听不进去。”丁香皱了皱眉，“上次有人说邻居犯病了，竟还烧纸求神仙。”
“所以得慢慢来。”我补充道，“讲得多了，大家才会慢慢接受。”
“你们说得对。”王敬山一边点头一边拿笔记着，“我们试试看。”
曹兰英坐在一旁，也不闲着，一边听我们讲，一边不时补充几句具体操作的建议。她在林凤镇干了十多年，熟悉本地百姓的想法，对症下药很有一套。
玉琴则负责记录我们整理出的重点内容，划出明天演讲的逻辑顺序、事例分布，以及现场可能的群众反应。
“我们还可以设置互动提问。”她认真地说，“比如问：‘你们身边有没有情绪不好的亲戚朋友？’”
会议室里气氛热烈，六人围着一张旧木桌你一言我一语，白纸上很快写满了墨迹。
直到我抬头看了眼窗外，才发现天已经快黑了。
斜阳正落在屋后的小巷里，橘红的光线像水洒进来。外头传来几声犬吠，还有远处饭菜的香气飘过来。
“走吧，该去粮站和他们汇合了。”我转头一笑，开始合上本子。
“那明天宣讲时见啦！”王敬山笑着挥手。
“对了，粮站在哪儿啊？”蓉蓉边收拾边问。
“出去后左拐，一直骑，就到了。”曹兰英回答。
我们三人便下楼，骑上自行车，沿着夕阳铺洒的镇道前行。
林凤镇的街巷比城关镇略窄些，但街角的槐树、巷子里的小孩、石板路上的晾衣竹竿，都有一种熟悉的烟火气。
不一会儿，我们便看见了粮站的红砖墙，还有外头停着的一辆老式卡车，后斗上盖着厚厚的帆布。
张熙臣和舒云霆正站在车边，和司机说着话。
我们停下车子，推着走过去。他们也看见我们了，朝我们挥手。
“这车是我们那边的老解放，刚从县里调回来几趟货。”那司机正从车上跳下来，说着，“今天又要送一批高粱去北边，结果司机紧张了，调配出点问题。两位同志久等了。”
蓉蓉眯起眼看了看那司机，忽然推着自行车就冲过去。
她停在那人面前，叫了一声：“姐夫？”
姐夫？
我脑中一怔，难道——
二姨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