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多瓦大学的法学院大楼建于十六世纪，墙上挂满了历代法学家的肖像。
研讨会在一间古老的阶梯教室里举行，木质的座椅排列得像剧院，天花板上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壁画。
下午两点，教室里已经挤满了人。
除了帕多瓦大学的师生，还有从威尼斯赶来的记者——至少三十家媒体，扛着摄像机，挤在后排。
台上的主持人是帕多瓦大学的法学教授，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叫朱塞佩·罗西。他是莫妮卡找来的——她父亲的老朋友。
李衡坐在台下第一排的正中央，莫妮卡·贝鲁奇则坐在他的身后。
罗西教授敲了敲讲台：“诸位，我们不谈艺术。今天只谈电影中的法律问题。”
他从眼镜上方盯着弗兰克，嘴角带着学者特有的刻薄：“达拉邦特先生，安迪·杜弗兰帮典狱长洗钱、伪造账目——在任何法庭上，这都是共犯。您作为导演，是否认同这个判断？”
前排几个记者立刻坐直了身体。
弗兰克脸色有些发白，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身旁的李衡。
李衡注意到他的眼神，转过看想他，轻轻点了下头。
得到李衡的示意，弗兰克深吸一口气，站起身，走上讲台。
他的声音很平静，但每个字都很清晰：“我不是法学家，我只是个拍电影的。但我想问，当法律本身已经成为邪恶的帮凶时，一个无辜者，是应该遵守它，还是应该听从自己内心的正义？”
台下爆发出一些掌声。
罗西教授推了推眼镜，笑了笑，语气却变得锐利：“很好的反问，先生。但内心的正义是一个艺术概念，而法律，是冰冷的逻辑。我必须指出，安迪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诺顿典狱长构建了一整套完美的黑色账本，这在客观上，已经让他成为了整个肖申克犯罪系统的大脑和核心共谋者。这一点，在任何一个现代法庭上，都无法被推翻。”
这番话像一块石头砸进水里，记者们立刻兴奋起来，闪光灯亮得更频繁了。
“这是……”
弗兰克的脸涨红了，他想反驳，但张了张嘴却怎么也说不下去。
李衡在台下轻轻地咳嗽了一声。
弗兰克看到李衡的眼神，马上停住了。
坐在他身旁的蒂姆·罗宾斯在这时站了起来。
他走上台，声音很轻:
“我演安迪的时候，导演跟我说，不要把他演成一个受害者，要把他演成一个战士。”
“在肖申克这个拒绝服从就等同于死亡的监狱里，安迪也没有放弃反抗。他用典狱长的钱，一点一点地掏空这个系统。他建图书馆，教汤米读书，帮布鲁克斯找到活下去的理由——这些都是他对体制的抗争。”
蒂姆顿了顿:
“所以当他最后从下水道里爬出来的时候，他不是逃跑，他是胜利了。”
摩根·弗里曼也缓缓站起，他甚至没有走上台。
他低沉的声音像大提琴一样在古老的教室里回响：“体制化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会让你逐渐忘记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只记得什么是规定。安迪所做的，就是在一部邪恶的法律里，为自己，也为瑞德，写下了一条真正正义的赦免令。”
台下爆发出更热烈的掌声。
罗西教授也跟着鼓了鼓掌，脸上的表情却依旧带着学者式的审慎。
就在这时，一个法国记者站起来，用带着口音的英语高声提问：
“弗里曼先生！您是在暗示，个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吗？这是否正是美国人一直以来奉行的个人英雄主义？”
这个问题极其尖锐，直接上升到了意识形态的高度。
整个教室突然安静下来。
弗兰克和蒂姆都看向李衡，场面一时间有些凝固。
李衡缓缓站起身，他没有直接回答，反而看向了提问的记者，问道：
“先生，法律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惩罚人，还是为了保护无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