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岗营余波未息、人心惶惶，千里之外的江东建业，虽无刀光剑影直逼眉睫，暗流却已在暗处翻涌。
自诸葛亮应兄长诸葛瑾、鲁肃之邀，兼承孙权之意渡江而来，凭借隆中对策的远见卓识与从容气度，初时确令孙权有眼前一亮之感，特别是江东的武将亦多有敬服。诸葛亮本欲辅佐一位审时度势、廓清寰宇的明主，共图王霸之业，却渐渐敏锐察觉，主公孙权的心思，远非他初时所愿。
孙权固然有继承父兄基业的雄心和守土拓疆的意愿，但其思维深处，权衡利弊、制衡各方势力的“人主之术”常常凌驾于纯粹的“明主之断”之上。他对周瑜等淮泗旧将倚重却非全然放心，对张昭等江东大族礼遇却又暗中提防，这种精致的平衡感，让诸葛亮在某些关键决策的推进上，感到一种无形的滞涩。尤其是涉及联吕（吕布）抗曹的具体方略、资源倾斜和长远规划时，孙权往往表现出一种“且行且看”的谨慎，或者说，是一种基于江东本土利益优先的、略带局限性的考量。这与诸葛亮心中“跨有荆益，四分天下，北图中原”的宏大蓝图所需的那种决断和魄力，隐隐存在差距。
恰在此时，周瑜与鲁肃自庐江前线败北而归。虽非伤筋动骨的大败，却未能挫败曹军偏师的进逼、达成预期战果，反倒折损兵卒、低落士气——于素来以水军纵横无敌自诩的江东而言，这不啻一记闷棍。周瑜心高气傲，引为耻事，回建业后一直沉着脸，心中郁结难平。
诸葛亮闻讯，本着为国筹谋之心，仔细分析了庐江之战的简报。他看出周瑜之失，在于过于执着正面水战优势，对曹军步骑在沿江隘口的陆上协同与新式器械的运用预估不足，且情报略有迟缓。这日议事之后，诸葛亮寻了个相对私下的机会，试图以委婉的方式，向周瑜剖析此战关节，并建议日后可加强水陆协同侦察，针对曹军器械研发克制之法，言语间并无指责，尽是补阙之诚。
岂料周瑜正值羞恼敏感之际。诸葛亮虽语气平和，分析入理，但听在周瑜耳中，尤其是出自这位以“卧龙”之名初来便颇受瞩目、风采见识常被人拿来与自己比较的客卿之口，不啻于一种居高临下的指摘与炫耀。周瑜面如冠玉，脸上温雅的笑意未减，眼底却凝了一层化不开的寒冰，指尖已在袖中悄然收紧。
“孔明先生高见，瑜受教了。”周瑜拱手，语气听不出喜怒，“先生初来江东，便对江淮军务有如此洞见，果然名不虚传。他日若有战事，还需先生多多指点。”
诸葛亮何等人物，立时察觉周瑜话语中的疏离与那一丝几不可察的讥讽，心中暗叹一声，知道自己是好心触了霉头，亦不再多言，客气两句便告辞了。
望着诸葛亮离去的背影，周瑜袖中的手指微微收拢。他承认诸葛亮的才华，但这种才华若不能完全为己所用，甚至可能凌驾于自己之上，影响自己在主公心中的地位以及江东军事的绝对话语权，那便是隐患。尤其是诸葛亮与鲁肃交好，鲁肃又力主联吕，这更让周瑜感到一种潜在的威胁。
“需得让这位卧龙先生，知晓江东是谁做主，军旅之事，又非仅凭口舌方略。”周瑜心中冷冷道。一个既能打压诸葛亮气焰，又能试探其虚实，甚至可能借刀除之的计策，在他脑中迅速成形。
数日后，江东斥候传来情报，称曹操为应对淮南方向压力，正秘密调集一批粮草军械，由大将李典押送，走汝南至庐江之间的隐秘水道兼陆路转运，数量颇丰，但护卫兵力因前线吃紧而相对薄弱。
周瑜得报，在军议上提出：“曹贼此举，意在充实庐江前沿，缓因其军久战之疲。此批粮械若得，可挫曹军锐气，补我庐江之失，大涨我军威风。然我军新败，需固守根本，大队出动恐打草惊蛇。需派一支精干奇兵，隐秘疾行，出其不意劫之。”
孙权问：“都督以为，何人可担此任？”
周瑜目光扫过众人，最终落在末席的诸葛亮身上，脸上露出恰到好处的“推崇”之色：“孔明先生虽初至江东，然胸藏韬略，目光如炬，前番剖析庐江之战，切中肯綮，可见深知曹军虚实与江淮地理。且先生与麾下诸将相善，或可邀得一二勇将暗中助拳，以增胜算。此等需胆略、智谋与机变之任，非孔明先生莫属。若能成功，既显我江东与盟友同心戮力，亦让曹贼知我江东人才济济，非仅靠水师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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