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心中明镜高悬——他早已知晓，真正的考验，终是来了。这并非简单的流言澄清，而是一场关乎他能否在江东立足、其理念能否被接受的正面交锋。他缓缓起身，羽扇置于案上，对孙权微微一礼，然后转向张昭及众臣，神色从容，声音清朗如磬：“竟有劳诸公挂怀流言。亮本山野之人，蒙吴侯不弃，子敬兄引荐，方得效绵薄之力。既有疑虑，自当澄清。敢问子布公，坊间所疑，具体何在？亮愿一一聆教。”
张昭也不客气，沉声道：“其一，先生用兵，舍江东正军不用，反募江湖草莽，行踪诡秘；且江北劫粮现场，拾得非我江东箭镞，更有曹军伤兵指认袭者多带北地方言，此二事合在一起，难免让人疑先生与北地势力勾连，恐招江东祸患。其二，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岂可托于来历不明、法度不羁之徒？岂不闻‘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此非正道，恐开侥幸冒险之风，坏我江东法度根基。”
诸葛亮颔首：“子布公所虑，乃治国常理，亮深以为然。然非常之时，当行非常之事。曹贼势大，紧盯江东正军动向。若亮径用都督所拨精锐，无论明暗，大队人马调动，难保不被曹军细作窥破，则劫粮之事必败。江湖义士，虽无军籍，然重信守诺，轻捷敢战，且与曹军多有私仇，其心可用。亮用之，乃以奇辅正，以隐克明。昔田单复齐，亦用市井之火牛；高祖定鼎，多得豪杰游侠之力。但求有利于国，手段何必拘泥？至于法度，亮事先已禀明吴侯与周都督，何来‘不正’？事成之后，有功则赏，有过则罚，江东法度自在，岂因一时权宜而废？”
一席话，引经据典，将“非常手段”纳入“救时权变”的框架，既肯定了张昭维护法度的立场，又阐明了必要性，还点明了程序合规。张昭微怔，一时难以反驳。
正当张昭语塞，座中另一位素以机辩着称的文臣顾雍，捋须接口，语气看似平和，实则锋芒暗藏：“孔明先生之言，虽有道理。然则，先生既已效命我主，自当以江东根本为念。昭等所虑者二，乃是先生为吴侯所谋‘跨有荆益，四分天下’之长策。荆州刘表，虽与我江东有隙，终究同属汉室藩屏；益州刘璋，暗弱守户，亦未公然背汉。先生此策，岂非教我主觊觎同宗之基业，先启汉室内争之衅？此与曹贼挟天子以令诸侯、兼并四方之举，在天下人眼中，又有何本质殊异？恐损我主仁义之名，寒天下志士归附之心。”
这一问更为尖锐，直指诸葛亮为孙权规划的宏伟蓝图的道义合法性，也是江东保守派内心深处对激进扩张战略的抵触。
诸葛亮神色不变，目光清澈，朗声答道：“顾公所虑，乃守成安民之仁，亮岂不知？然顾公可知，今日之天下，早非承平之世？曹孟德挟天子，据中原，虎视天下，其志岂在藩屏汉室？实为代汉自取耳！刘景升坐拥荆襄富庶之地，却无四方之志，内部倾轧，民有怨声。若江东不取，曹贼必取！届时，曹操尽占长江上游，顺流而下，江东何以自保？刘季玉（刘璋）闇弱，益州险塞，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今若不取，必为他人所图。岂不闻‘天与弗取，反受其咎’？”
他稍顿，目光扫过孙权，见其凝神倾听，继续道：“亮所谓‘跨有荆益’，非为觊觎同宗，实为保全汉室残脉，构筑抗曹屏障！此乃以攻为守，以大仁舍小义。若拘泥于虚名而坐失良机，待曹贼一统江北，南下之时，江东纵有仁义之名，可能挡百万之师？届时玉石俱焚，汉祚断绝，岂是忠于汉室、爱护黎民之道？吴侯承父兄之烈，志在桓文，岂可效腐儒之论，坐困江东一隅？”
顾雍眉头紧锁，诸葛亮将战略提升到“存汉抗曹”的高度，并以严峻的现实威胁作为反诘，让他难以在道义上直接驳倒。
此时，帐下老将程普冷哼一声，目光扫过周瑜座席，随即开口道：“孔明先生好大的口气！荆州、益州岂是易取之地？我江东儿郎善水战，陆战攻坚、山地跋涉岂是所长？先生此策，莫非是要我江东将士为先生空泛之谋，白白流血捐躯？再者，先生终究是客卿，他日若觉我江东非明主，或另有高就，这倾尽江东之力开拓的基业，又当如何？岂非为他人做嫁衣？”
此话已近乎撕破脸皮，不仅质疑战略可行性，更直接攻击诸葛亮的忠诚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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