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就知道了，”他总结道，语气恢复了平淡，却带着一种最终的审判意味，“她的心，歪了。不只是在那件案子上和稀泥，在她本职工作的根子上，就是歪的。一个心歪了的人，留在教育学生的岗位上，不合适。”
不合适。
三个字，轻描淡写，却决定了李静的命运。
“至于那个何审判长，”冯建国将话题转向最后一个人，“我调查了他以前经办的一些案子，公开能查到的，似乎并没有太多明显不好的行为，至少，没有像这次这么露骨。当然，也有可能是我调查得不够深入，没挖出来。”
他表现出一种奇怪的“严谨”和“审慎”。
“既然如此，”他继续说道，仿佛在进行某种权衡，“我决定也给他一个机会。我没有像对其他人那样伤害他。”
听到这话，王勇和李振心里非但没有丝毫放松，反而绷得更紧。他们知道，从这个男人嘴里说出的“给个机会”，绝不会是寻常意义上的宽恕。
“我只是，”冯建国用拿着烟的手，比划了一个类似拆卸的动作，“把他的胳膊，卸了下来。然后，又给他装了回去。”
他的动作很轻微，描述也很简单，但其中蕴含的痛苦，让李振下意识地缩了一下肩膀。
“重复了几次。”冯建国补充道，语气依旧平淡，“肩膀那个地方，关节盂唇和韧带，反复这样拉扯损伤之后，就会形成惯性脱臼。以后，可能打个喷嚏，或者抬手猛了，胳膊就容易掉下来。”
他甚至给出了医学解释。
然后，他看向两位警察，脸上露出一个近乎“慈悲”的表情，说出了这番独白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句话：
“这样，他以后落锤的时候，就不会那么快，那么急。可以……多花点时间，深思熟虑。”
深思熟虑。
为了让他“深思熟虑”，就用这种极端残酷的方式，给他的身体打上一个永久的、痛苦的烙印！
审讯室里陷入了死一样的寂静。
香烟燃烧的微弱“嘶嘶”声，此刻听起来放大了无数倍。
王勇张了张嘴，却发现喉咙被什么东西死死堵住，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看着冯建国，看着这个生命即将走到尽头、却用最后的时间扮演着“判官”与“行刑者”的男人，一股寒意从心脏开始，瞬间冻结了四肢百骸。
这不是普通的罪犯，这是一个建立了一套自洽的、扭曲的“正义”标准，并拥有足够行动力去执行的……疯子，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个想在死前“来个大的”的、绝望的普通人。
李振更是脸色煞白，胃里一阵翻江倒海。他办过凶杀案，见过血腥现场，但从未像现在这样，仅仅通过语言，就感受到了如此强烈的心灵冲击。冯建国的平静，比任何歇斯底里的咆哮都更令人恐惧。他不仅剥夺生命，他还在肆意修改他人的身体和命运，并赋予其一套自认为合理的“教育意义”。
冯建国似乎说完了。他将最后一点烟蒂按灭，然后舒适地向后靠了靠，闭上了眼睛，仿佛完成了一项沉重的工作，终于可以休息了。那苍白的脸上，甚至浮现出一丝解脱般的疲惫。
只剩下两位刑警，被困在这间烟雾缭绕、充斥着疯狂与冷静的审讯室里，面对着这一连串远远超出常规刑案范畴的、令人头皮发麻的供述，久久无法言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