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了有什么用？”王勇反问道，“只要一天没有经过法院的审理判决，没有那一纸盖着法院红章的判决书，他在法律上，就永远只是‘犯罪嫌疑人’，而不是‘罪犯’。他的供述，只是证据链的一部分，但不是定罪的最终依据。”
他看着李振，一字一句地说道，像是在给他上最后一课：
“一个死人，又怎么可能被定罪呢？”
“死人……定罪……”李振喃喃地重复着这两个词，一股深深的无力感席卷全身。他明白了师父的意思。法律程序是为活人设置的，它的威严和惩戒，无法施加于一具冰冷的尸体。冯建国正是利用了自己将死这一点，完成了他所谓的“最后一件大事”，然后，他将从容地、或者说，是法律程序被迫允许他，逃脱人间的审判。
“那……有没有可能，他是在说谎？”李振几乎是带着最后一丝希望，问出了这个他自己都觉得荒谬的问题，“他的癌症，他的那些供述……有没有可能是编造的？”
王勇看了李振一眼，那眼神复杂，有理解，也有一种“你该长大了”的意味。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淡淡地反问道：
“你觉得……像吗？”
像吗？
李振的脑海里瞬间闪过审讯室里的画面——冯建国那病态苍白的脸色，提到癌症和酒时那种认命般的平静，描述杀人细节时逻辑清晰、细节详实，甚至带着一种古怪的“严谨”和“审慎”。那种深入骨髓的冷静，那种对自身命运和他人生死的漠然，根本不是能演出来的。
他颓然地摇了摇头，最后一丝侥幸也破灭了。不像，一点都不像。冯建国说的，极大概率就是冰冷的事实。
王勇将手里早已燃尽的烟蒂扔在地上，用鞋底用力碾灭，仿佛要将所有的烦躁和无奈都碾进这水泥地里。
“走吧，”他深吸一口气，挺直了因为长时间审讯而有些佝偻的脊背，语气重新变得务实甚至带着一丝急切，“别愣着了，快点干活去！”
他一边说着，一边已经迈开步子，朝着灯火通明的办公室区域小步快跑起来。
“我们最好祈祷，”他的声音随着跑动传来，清晰地钻进李振的耳朵里，“那个导员李静，还有张倩，命够硬，能挺过来！”
李振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师父的意思。冯建国供述的罪行里，孙婷婷已死，这是命案。如果李静因为拔舌导致失血过多或其他并发症死亡，如果张倩重伤不治……那就是三起命案！三起手段残忍、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的命案！而主犯，却可能因为死亡而无法被定罪结案……
“不然，发生了三起，不，可能是三起无头命案，”王勇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焦虑，他已经跑到了走廊转角，“我们局里今年的考核……怕是要垫底了！”
考核垫底。这听起来有些荒谬，甚至有些不近人情的担忧，此刻却显得如此真实和迫切。在巨大的、无法用法律彻底惩戒的罪恶面前，基层民警有时不得不先面对这些更具体、更现实的压力。
李振站在原地，看着师父略显仓促的背影消失在转角，耳边还回响着“考核垫底”的话。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荒谬和撕裂。一边是骇人听闻的罪行和即将逍遥法外的凶手，另一边是警局考核、破案率这些冰冷的数字和指标。
他猛地打了个寒颤，仿佛走廊里的穿堂风瞬间吹透了他的警服。他不敢再深想下去，用力甩了甩头，像是要把那些混乱的思绪甩出去。然后，他迈开还有些发软的腿，朝着师父消失的方向，也小跑着跟了上去。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核实冯建国的供述，定位李静和何审判长的位置，组织救援（如果还来得及），勘查现场，固定证据……无论最终的司法结局如何，此刻，他们必须按照程序，把这一切做完。
只是，那份深深的无力感和笼罩在心头关于程序与正义的阴云，恐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散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