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渊的声音清晰地在办公室里回荡：“婚姻，归根结底是当事人自己的事，是‘我愿意’，而不是‘父母说了算’。”
王女士被这一连串缜密的法律逻辑打得有些发懵，她下意识地小声喃喃，像是在抓住最后一根稻草：“但是……但是我们之前咨询的律师都说……”
周文渊直接摆手，温和而坚定地打断了她，他的眼神中透出一种更深沉的东西，那是对法律精神的坚守，也是对弱势群体处境的悲悯：
“你们的律师，不停地、反复地在强调‘父母都同意了’。我能理解，在农村环境里，这似乎是一个强大的理由。但是，法律不能仅仅依据这个‘父母同意’就来判断是非。”
他深吸一口气，语气变得凝重而富有力量：
“我要告诉你，法律保护的是任何一个人，即便她是一个智力有缺陷的女孩，法律也要为她张开保护伞！
不能因为大家都觉得‘这样挺好’、‘解决了问题’，就牺牲掉这个最弱势、最无法表达自己意愿的女孩的基本权利！”
他的声音不高，却掷地有声：“你这样说，法律是不会同意的，所以，秉持法律的法官，也不会这样去判。”
王女士听到这里，脸上委屈的神色更浓，甚至带上了一丝不被理解的生气，她脱口而出：
“那照你这么说，全国有那么多智力缺陷的女孩，她们就都不能结婚了吗？她们就不要过日子了吗？”
周文渊看着她激动的样子，面色反而重新恢复了平和，他缓缓地摇了摇头，目光越过王女士，仿佛看向了更深远的地方，他的声音里带着一种近乎诗意的悲悯，却又无比现实：
“她们，不需要婚姻。”
这句话让王女士愣住了。
周文渊继续说道，语气温和而坚定：
“不是我们打着‘为她们好’的名义，去强行给她们匹配一个男人，一段婚姻。
她们可能就像天真懵懂的孩子，她们要的是阳光，是自由，是能在草原上奔跑，是能感受到风，是能看到蝴蝶，而不是一个她们可能根本无法理解和接纳的‘丈夫’。”
“你不能说，‘我给她找个男人，就是为她好’。法律上认为，她这类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是没有权利同意是否结婚的，甚至……她们可能连‘性同意’的权利都无法清晰表达。
所以，当你在法庭上，反复强调‘她父母都同意了’的那一刻，在法官听来，可能是很悲哀的，悲哀到甚至想哭——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她的命运，难道她的父母就能完全决定了吗？”
周文渊的目光重新聚焦在王女士脸上，充满了严肃和告诫：
“你口中那个智力缺陷的女孩，她首先是一个人！不是一个可以随意处置的货物，不是一个能拿来买卖的工具！
她同样有被尊重、被保护、按照自己所能理解的方式生活的权利！而不是由你们，打着‘为她好’的旗号，就可以轻易左右她的人生！”
他斩钉截铁地说道：“这也正是法律所必须坚持和维护的底线，是法律的魅力所在，是它超越世俗人情，守护个体尊严的体现。”
最后，周文渊站起身，做出了送客的姿态，他的语气恢复了职业的冷静，却带着不容更改的决断：
“现在，王女士，请你出去！你这个案子，我们接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