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到凌晨三点半钟，党参摇醒我大爷爷：“大伯，大伯，你快点醒来。”
我大爷爷恍然坐起，穿衣下炕，问：“党参，我现在就出发？”
“是的，我们有一支小分队，要去河北正定县，你同他们一道，比较安全。”
借着熹微的星光，我大爷爷看到，六辆马车上，坐着穿旧军装的军人。
为首的军人，走到我大爷爷面前，左手行了一个军礼，说：“大伯，我们出发。”
我大爷爷说：“小伙子，看上去，有点面熟。你的右臂呢？”
“大伯，我是独活呀，我老家就是双江口那边的，菖蒲是我表哥。”独活说：“十年前，红军攻打永新县城，我在云梯上往上爬，哪晓得被滚石砸断了右臂，还是青蒿老子帮我锯掉的。”
“那我问你，神童湾街上那个开杂货铺店的地榆，是你什么人？”
“地榆是我姐夫啊。”独活说：“当年，他被将军庙那个麻子所长，暗地里杀死了，幸亏你老人家出家，才收拾了那帮家伙，我记得你的恩呢。”
“什么恩不恩？”我大爷爷说：“无非就是大路不平旁人踩。”
到黑峪口渡口，一路无惊无险。过了黄河，码头上站满了拖着行李箱、大呼小叫、衣着光鲜的人群。
我大爷爷听剪秋的父亲雪胆老爷子讲过，一旦有外夷外族入侵，不声不响逃到美洲、澳洲的人，是社会上最富有、最有权势的人；其次才是中等收入的商人、官僚、知识分子，像李家三郎李隆基一样，夜雨霖铃断肠声，往不与秦塞通人烟的四川逃；只有苦哈哈工人、农民，留在原地打圈圈。
为什么？道理很简单。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离开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自己工作的矿井，腰包里没钱，随你逃到哪里去，都是死路一条。
冲在反击侵略者最前面的，当然是各种各样的军人，和即将成为军人的学生，工人，农民。他们哪怕是舍了自己性命，拿着一把卷刃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显然，码头上的人群，大都是操着北平、天津、承德、唐山一带的口音，是想往四川逃。只有独活他们，像一把藏在袖口里的尖刀子，往日本鬼子的身边靠，像荆轲一样，猛地发力，往敌人的心脏上戳去。
过了离石，独活的手下，统统换上国民党部队的服装。我大爷爷穿着一套180的服装，脚脖子、手脖子露在外面一大截，显得有点不伦不类。更可笑的是，衣服的扣子，扣不到一起。
我大爷爷说：“独活，你教我怎么走路啊，一走路，裤裆上的线缝，蹦开了。”
“服装太小，蹦开就蹦开。”独活说：“到了石家庄，我们往北走，你往南走，大不了，你把军装脱下来，丢了。”
自从西安事变之后，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赤芍手下的军队，可以正正当当，出现在国统区。
从后面传来汽车的轰鸣声和喇叭声，冲天的黄尘，将独活的小分队，裹在扬尘中。走在前面的吉普车，停在独活前面。
吉普车上，走下一位与独活年纪相当的军人，劈头盖脸地问：“兄弟，你们是谁的手下？番号是多少？干什么去？”
独活一看那个军官的肩章，晓得他是个营长。独活说：“中校，我们是宋哲元的手下，原来在吕梁一带布防。我们接到命令，到石家庄去抗击香月清司的日军。”
中校丢给独活一支大前门烟，自己点上火，吸了一口，喷出一团烟雾，说：“宋哲元么，这个人办事，总是前怕狼，后怕虎，犹犹豫豫，贻误军机。”
“老哥，你怎么说我们宋军长，有点过分了啊。”
“老弟，你不晓得，正因为宋哲元办事婆婆妈妈，导致北平、天津卫失守了。常凯申的秃子头上，火冒三丈。沧州，石家庄，辛集一带，战事吃紧呢。”
“中校，我们驻在吕梁的深山老林里，这个情况，我不晓得。”
“我的车队，后面有好几辆运输车，兄弟，你们挤一挤，好歹胜过徒步。”
“好咧，谢谢中校先生！祝你早日升任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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