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幕在消停了一段时间后，终于想起来假期快结束了，所以决定提起上班适应一下。
这一次它将镜头对准了大明永乐年间一场规模空前绝后的航海壮举——郑和七下西洋。但见帆樯如林、舳舻千里的宝船队，在浩瀚无垠的印度洋上破浪前行，其势“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
然而，与这恢弘场面形成绝妙反差的是，天幕竟同步插播了洪武年间燕王朱棣（彼时还是“朱老四”）因逃课舞棍被父皇朱元璋追着暴揍、太子朱标拼命求情的滑稽画面，更将朱棣夺位后宣称“父皇于洪武三十五年传位于我”的牵强说辞无情揭穿。这番史诗级航海伟业与皇家隐私趣事的混搭播出，让万朝古人在震撼于航海奇迹的同时，更是笑倒一片，议论纷纷，尤其让大明洪武与永乐两朝的当事人尴尬得脚趾抠地，恨不得钻进时空裂缝。
天幕首先以极致详尽的笔触展现了郑和船队的空前规模与超时代技术。永乐三年（1405年），太监郑和奉成祖朱棣之命，率巨舰62艘、士卒及随员余人，从江苏刘家港浩荡出发。最大的“宝船”竟长达44.4丈（约148米）、宽18丈（约60米），其“体势巍然，巨无与比，篷帆锚舵，非二三百人莫能动”，堪称移动的海上城堡。
船队配备当时最先进的航海技术：白天依靠司南（指南针）判定方向，夜晚则运用“过洋牵星术”观测星象导航，更有《郑和航海图》与《海道针经》详细记录航路。船队载满丝绸、瓷器、铜钱等华夏物产，意图“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义，变其夷习”。
这远超时代想象的船队阵容与技术，看得万朝古人目瞪口呆。秦始皇盯着那如山巨舰，喃喃道：“朕之楼船若此，何愁东海不服？！徐福何须寻仙，直可载朕东巡！”汉武帝则对航海技术啧啧称奇：“张骞通西域，陆路已艰险万分；此等海航，竟能凭星象越重洋，后人之智，不可量也！”一位唐代舟师更是羡慕不已：“若俺们海船有此等巨帆坚舵，何惧风浪！”
然而，天幕的画风陡然一转，开始犀利剖析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的“多重动机”。其一是最为世人揣测的“寻找建文帝”之说。《明史》记载，“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朱棣通过“靖难之役”夺了侄儿朱允炆的皇位，但建文帝生死成谜，始终是朱棣心头大患。有传言建文帝“循海道亡去，云欲遁南洋”，故朱棣派庞大船队出海，不乏稽查建文踪迹、杜绝后患的政治目的。
其二是宣扬国威，巩固自身合法性。朱棣得位不正，亟需通过“万国来朝”的盛况来证明自己是“天命所归”的真龙天子。郑和船队所到之处，“宣天子诏，赏赐其君长”，吸引各国遣使来朝。永乐晚年，来朝贡国家竟超过80个，甚至出现了“麒麟（实为长颈鹿）献瑞”的祥瑞事件，极大满足了朱棣的虚荣心。
其三是开拓贸易，获取海外珍宝。船队通过“朝贡贸易”与“官方贸易”，用中国商品换回“珍珠宝石、香料珍禽”等奢侈品，同时也带回了如玉米、红薯、辣椒等高产作物，客观上丰富了中国的物产。其四是实践“共享太平之福”的外交理念。明成祖欲改变元朝武力扩张的模式，试图以“德化”而非“征伐”来建立国际秩序。
天幕将此多重动机条分缕析，看得历代帝王心领神会，暗笑朱棣那点小心思被扒得精光。唐太宗李世民对长孙无忌笑道：“这朱棣，倒是深谙‘扬威于外以安于内’之道，只是这寻侄儿一事，未免有些心虚了。”宋太祖赵匡胤则捻须道：“寻人是假，炫富是真。如此劳民伤财，就为换几只长颈鹿？”
紧接着，天幕播放了郑和船队七下西洋的波澜壮阔的历程与巨大成就。船队足迹遍及东南亚、南亚、西亚，最远到达东非海岸和红海沿岸，覆盖了当时中国人所知的大半个世界。他们不仅在马六甲（满剌加）建立了重要的中转基地，还调解了暹罗与满剌加的矛盾，甚至以强大军力为后盾，平息了锡兰山（斯里兰卡）的叛乱，擒其国王阿里苦奈儿归献明朝。
天幕特别展示了现存于斯里兰科的“郑和布施锡兰山佛寺碑”，以中文、泰米尔文、波斯文三种文字刻成，体现了明朝对多元文化的尊重与包容。与此同时，船队也进行了大量的科学考察与记录，随行人员马欢、费信、巩珍分别着有《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详细记录了各国风土人情、物产地理，成为研究15世纪亚非社会的宝贵资料。
这些辉煌成就，让万朝古人中的有识之士赞叹不已。孔子看到三语碑文，颔首道：“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此之谓也！”张骞则对航海范围惊叹道：“吾通西域，已觉天地之广；郑和所至，竟远达黑肤之国，壮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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